关于深化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进一步提高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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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进一步提高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的通知
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总后卫生部
关于深化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 进一步提高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的通知
卫医管发〔2012〕6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部属（管）医院，各军区、各军兵种联（后）勤部卫生部，总参管理保障部、总装后勤部卫生局，总后勤部直属卫生单位：
按照深化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的有关要求，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认真组织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积极开展城乡医院对口支援活动，军队医院积极开展对口支援西部地区县医院工作，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支援力度，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农村群众看病就医的可及性不断增强。根据国务院《“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国发〔2012〕11号）及有关文件的要求，为深化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进一步提高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坚持对口支援工作的原则要求
各地各医院要在总结多年开展对口支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按照《关于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的通知》（卫医发〔2005〕165号）、《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卫医管发〔2009〕72号）、《关于东西部地区医院省际对口支援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管发〔2009〕93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医院对口支援西部地区县医院工作的通知》（卫医疗〔2007〕56号）确定的原则和“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把这项工作与深化医改、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推进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围绕受援医院整体达到二级甲等和90%的病人看病就医不出县域的工作目标，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二、推动三级医院与县级医院建立更紧密联系
（一）帮助受援医院研究制订发展规划。按照县级医院的功能定位，结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服务人口和医疗服务需求等因素，支援医院要指导和协助受援医院研究制订受援医院及其重点专科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协商制订对口支援工作规划，明确总体目标和年度任务，为组织实施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
（二）实行管理人员双向挂职。支援医院要选派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医务人员到县级医院任院长、副院长或科室主任、副主任。要在提供技术帮扶的同时，帮助受援医院完善管理制度，规范医院管理。县级医院要选派业务骨干和管理干部到支援医院相应科室和部门进修、学习或挂职，支援医院要给予大力支持。
（三）积极开展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县级医院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危急重症病人的救治，以及疑难疾病接治转诊。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要建立分工协作机制，逐步形成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急慢分治的就医格局。
（四）探索建立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合作共赢的机制。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可以通过建立医疗联合体、医院集团、托管等形式，探索建立相对紧密的关系，促进形成纵向联合体和责任共同体，增强农村群众对县级医院的认可度，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体效率，形成优质医疗资源流动下沉的长效机制。
三、全面提高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
（一）加强对县级医院重点专科的扶持力度。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要根据受援医院近三年县外转诊率前4位的病种、国务院和卫生部要求纳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范围的20种重大疾病，结合医院发展需求，制订临床重点专科建设计划。鼓励采用“团队帮扶”的模式，帮助受援医院加强重点专科建设，以专科建设带动受援医院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全面提升。
（二）提高县级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支援医院的派驻人员要在受援医院参与门诊与病房排班、值班等工作，积极推广应用适宜医疗技术，为当地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派驻医务人员可以在具备条件的受援医院开展本医院和受援医院经批准开展的适宜医疗技术和手术。支援医院通过手术示范、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等方式，提高受援医院医疗技术水平。
（三）做好县级医院人才培养工作。支援医院和派驻医师要通过组织查房、手术示教、疑难病例和死亡病例讨论等形式，以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途径，提高受援医院医务人员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结合县级医院骨干医师培训项目，受援医院可以选派医疗团队到三级医院进修培训，三级医院要实行“团队对团队”的导师制方式，培训受援医院的骨干人才。
（四）积极推进远程医疗工作。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要建立完善远程医疗系统，开展远程会诊、远程诊断、远程病理、远程教育、远程培训等，特别是要开展疑难危重病例远程会诊。要制订完善远程会诊的制度规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步成果，充分发挥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五）提高县域中医药服务能力。在对口支援中医院和综合医院中医科工作中，要积极利用当地中医药资源，充分发挥中医简便验廉的特点和优势，提高辨证论治水平和中医临床疗效，促进中医药进基层、进农村，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水平的中医药防病治病服务。
四、做好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相关工作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要根据本地实际，研究确定承担任务的定点医院和疾病病种。在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受援医院承担的具体任务和要求。要以重大疾病诊治需求为导向，加强重点专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要按照病种分级诊疗和转诊标准，一般大病原则上尽可能在县级医院诊治，复杂疑难病例转诊到三级医院。受援医院要配合做好筛查与治疗等环节的衔接，加强对筛查异常和确诊病例的管理，保证确诊病例得到及时有效的后续治疗。支援医院要组织县级医院按照卫生部制定印发的临床路径、技术规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按病种付费的要求，细化实施适应基本医疗需求、符合县级医院实际、采用适宜技术的标准化诊疗方案，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实行单病种质量控制。重大疾病临床诊疗专家组要会同支援医院，通过疑难重症病例会诊、巡诊等方式，帮助县级医院做好工作。
五、进一步加强对口支援工作的组织管理
（一）形成对口支援的工作合力。卫生行政部门要对对口支援工作任务进行协调管理，尽可能确定一个部门统筹管理。部属（管）医院在完成卫生部布置的工作任务的同时，承担所在地方的对口支援工作任务。
（二）加强对口支援的经费保障。按照政策规定，政府负责医院支农等公共服务的政府投入。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保障医院开展对口支援所需经费，并逐步提高标准。
（三）完善对口支援管理。要建立对口支援工作责任制和激励约束制度、会商和协调制度、信息报送和分析通报制度、督导检查和评价制度等。三级医院医务人员在县级医院工作满3个月，县级医院医务人员进修6个月及以上，经考核合格者，视为全年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达标。要充分利用城乡医院对口支援信息管理系统和卫生部网站的城乡医院对口支援信息查询窗口，对对口支援工作进行精细化管理。
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总后卫生部
2012年9月17日
论中国古代“情判”司法传统
张福坤
摘要：“情判”是中国传统诉讼中极具特色而又颇为重要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情判”的灵活与变通，从而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公平正义，由此达到儒家倡导的和谐与无诉的理想目标。因此，“情判”在中国古代适用极为广泛，得到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广泛认可，其实效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传统诉讼实践。文章试从“情判”发展的历史脉络、“情判”心态模式、审判依据与判决内容、“情判”司法案例与实践、现代意义五部分对这一传统加以论述，以阐述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这种审判制度的大致轮廓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代；情判；司法传统；现代意义
“情判”是中国传统诉讼中极具特色而又颇为重要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笔者认为在既有的关于中国传统诉讼审判中国家的诉讼制度的同时，应该对于制度背后的观念性的文化的东西加以关注。无疑，中国传统诉讼审判中，“情”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与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相契合。因此，对“情判”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情判”发展的历史脉络
“情”对于立法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先秦时期，社会的形态均是家国一体或者可以说家国同构，家就是国的缩影。血缘关系在这个时期的整个社会关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其法律制度中亲情伦理色彩极为浓重。到了秦朝，秦始皇采用法家思想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王朝，实行“任法而治”，但是秦朝的法律制度中仍能够看见血缘亲情的因子。汉代秦后，尤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和学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从而拉开了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序幕。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主要是在立法上的“引礼入律”，和司法上的“春秋决狱”。也就是在西汉的中叶，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标志，“情判”在古代司法实践中亦悄然兴起，并逐渐成为一股潮流。值得提一下的是“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即在依律断案之外，还根据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的“微言大义”来决断案件。董仲舒曾依据春秋经义作《春秋决狱》232事。“春秋决狱”的依据来自儒家经义，如《易》、《诗》、《书》、《礼》、《乐》、《春秋》。儒家经义可以追溯到西周时的礼治，礼治发展到汉朝，董仲舒据此提出了“三纲”思想，这“三纲”中由“父为子纲”引申出来的“孝”成为实质上的核心，而“孝”讲究的则是人伦情感，据“孝”断案实际上就是据“情”断案。历史的车轮滑到唐朝，“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情”对法律的作用得到最终承认。宋朝是中国传统“情判”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情理已经深入人心，并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除《宋史》外，尤其突出的是《明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大量案例，均体现了法判向情判的偏转。此后，元明清各朝法律基本沿袭唐律精神。
二、“情判”司法传统之心态模式
（一）“情判”的思想基础
“情判”的思想基础主要来源于儒家学说。“情判”的核心在于一个“情”字，即审判的判决依据来自情或情理。中国传统诉讼指导思想总体上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儒家思想的起点和出发点在于情，而其最终的落脚点也在于情。儒家思想与情的内在联系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体现。首先是“礼”，礼在中国古代无所不包，有人说“礼源于情感又出自理性。”《礼记•礼运》称：“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这说明了礼自情出。其次是“仁”，儒家思想的根本内容在于关于“任”的学说，在孔子的“仁学”中，以仁释礼，礼以仁为指导思想，仁是礼的内在精神。“仁”是一个兼涵恭、宽、信、敏、惠、勇、敬、忠、智诸德的总的道德规范，不是仅指一种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性。（P40）孔子的“仁学”思想中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因素，对此“《论语》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情’观念，但‘仁’字却出现了一百零五次之多。孟子曰：‘仁，人心也。’其实是一种合乎礼仪，而发于中节的情感。这种情感与生俱来……“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之情，“悌”是对兄弟同辈应有之情，“忠”是对长上君国应有之情，“礼”则是表达情感的方式，……”(P42)这一评述恰如其分的说明了孔子以人伦情感为核心的仁学思想对儒家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影响。
（二）“情判”的民众心态
人情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对于人情之重要意义，那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心领神会的。在古代的中国，人情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以至成为建构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乡土社会，由于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和终于斯，不但己生，而且子孙后代都会与左邻右舍建立各种各样的人情关系乃至拟制的血缘关系。彼此称呼爷奶、叔伯、兄弟姐妹……都是中国人试图用人情来维系社会关系的表征。(P23)人情交往的基本准则便是“一礼还一礼”，就是一个“报”字。杨联?先生在《报——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一文指出：“报”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就人情与王法的关系而言，在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中“人情大于王法”，法律来自人情，以人情为源泉；就法律与人情的效力而言，也是突出人情的支配地位。在民众的眼里，人情就是最高的法律。程汉大教授也指出“在乡民的心目中，人情比圣旨和法律都大，这里的人情可以理解为‘伦理’、‘习惯’或‘风俗’。可见，中国乡民也有朦胧的‘自然法’意识。”具体到案件的诉讼中，民众打官司只有通过带着情感诉说冤情，伸冤话语用情感来修辞，才能迎合儒吏之同情，才能胜诉。
（三）“情判”的儒吏心态
孔子认为对法律的制定和运用必须以礼为指导，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用儒家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理论依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汉代董仲舒也认为断狱应“原心定罪”，“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明代丘浚也指出：“吏胥不通经，不可以掌律令。”当礼义与法律发生矛盾时，要据礼义原则处理，即情理原则。可见，情理原则之所以进入司法实践，成为裁判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与儒家思想和传统是分不开的。
司法官员对于自己审案的要求就是，须用“哀矜之心折狱”，要用同情之心来审案，了解案情事实，这种同情心是与儒家“恻隐之心”相吻合的。司法官所作判决不仅要做到案情事实合法，而且要合乎人们的常情和常理。同时，司法官往往以“青天父母”自居，他们为民众的“父母官”，要“为民父母行政”，他们在执法的过程中绝对不会排斥情理，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试图折中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之统一，追求具体正义，即具体案件处理的合情合理性。
三、“情判”依据与内容
（一）“情判”的依据
天理，即天下公认的大道理，天经地义。在古人的世界观中，天占据及其重要的位置，是万物的主宰。人们认为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此规律即为“天道”，人们的世俗生活应当顺乎“天道”。春秋之际就有“法天而行”，“道法自然”的思想，“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董仲舒也说“法天而立道”。宋明之后，天的运行规律被称作“天理”，世俗生活中的道德、法律也被称作“天理”。天理作为一种审判原则存在于传统法制之中。
人情，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它泛指诸如情面、面子、处事习惯、情感认同等等内容。中国传统语境中“情”的基本含义就是指人与人的感情联结。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情感结构是一种亲情、熟人结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地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P23)儒家以“父慈子孝”为出发点，并提出相应的行为要求，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由此，“五伦十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人情”。之后到汉代演变为“三纲五常”成为最高的道德准则。
国法，即王者的法，国家的法，官府的法。国家是什么？国家为什么？国家干什么？国家当如何？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或国家理念。一个国家要有效运行，实现统治就必须有国法。所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是经常听到的一句俗语。这句话里正蕴藏着一个十分有古代中国特色的观念：国法有如家规、家法，是“家长” (皇帝)用来管教“不肖子孙” (不轨臣民)的。很明显，家法不是家长与子弟妇安奴仆协商制订的，而是家长一人的杰作。故家法即“家长之法”；同样，国法不是国君与臣民协商的产物，而是“圣心”、 “圣制”、 “圣裁”的产物，故国法就是“王法”。国法正是国家得以运行的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司法审判力求法与情之间的兼顾和平衡。管子主张“令顺民心”，就是指立法要合乎人之常情。“人主之所以令行禁止者，必令于民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名公书判清明集》也说“法意、人情实通一体。循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P311)但是，当法律与人情发生冲突或者法无明文规定时，司法官往往弃法顺情。《慎子•因循》中也说：“天道”就存于“人情”之中，此外，再无什么“天理”、“天道”独存；立法应该顺应自私自利这种人之常情，利用人们的“自为心”为统治者服务。这样就实现了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统一。这也强调立法要注重人情，但更重要的“法不外乎人情”这个命题的用意不仅在于对立法或对法的内容本身的要求，而且在于干预司法。就司法活动而言，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在司法中要求做到法律与人情两相兼顾或两全，而当法与情有矛盾不能两全时，则应舍法取情，此即所谓“人情大于王法”。也就是说，“人情”在判断是非上比国法更具权威性。(P17-25)总之，天理、国法、人情综合为用便构成了古代司法审判的基本依据。
（二）“情判”的内容
1、拷讯方式
拷讯是古代审判中一种最基本的审讯方式，也是古代审判的一大特点。拷讯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狱公”肆掠即为刑讯。明人海瑞的主张，在审判中对原告被告都要“监之枷之，百端苦之”，以息刁讼。理由是：“夫人有痛之而不知畏者乎？”这种拷讯制度让民众对法律尤其是司法认识普遍与严刑峻法、刑讯逼供等“酷”的印象连在一起，这种“酷”换种说法就是“威”。（P118）通过威刑的方式让其放弃诉讼，维护社会的稳定。
对于兄弟之间的诉讼，明司法官曾有过精辟的见解：
兄弟之间，本无不和也。以和而致争，以争而致讼，以讼而致息，以息而思和。不告不知情费，无由思息也。不打不知畏楚，无由永和也。聊以十三之竹皮，用代六条之木舌。埙篪之爱，其未艾乎？
对于兄弟对簿公堂，司法官的作用就在于利用诉讼揭示、挖掘潜藏的人情，并以情断案，进行教化，实现无讼。当然，有时单靠说教不能达到效果时，便辅之以刑罚手段，使之警醒。
2、淡化是非，力求两和
在判决中法官一般不让诉讼的任何一方获得全胜，必须让双方均有损失感，但理足的一方损失小些，理亏的一方损失大些。即“与原告以六分理，亦必与被告以四分理；与原告以六分罪，并必与被告以四分罪，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忿激再讼。”这种“和事佬”式的判决当然是为维护“亲亲之爱”的和谐秩序，以折中、调和、妥协的方式平息纠纷，以中庸之道来处理人际关系、是非纷争，是儒家伦理文化在司法诉讼中的具体体现。
清朝于成龙曾审理过一则兄弟二人争死去的母亲安葬在何处的问题：
本案前由江夏令审断一过，判将夏氏之柩，葬后夫华姓坟上。其所根据，第一按照律文，……第二根据古礼，……本府于提审此案时，即已审度再三，原判一据律，再据礼，实无可指驳。但范念岵一片孝心，冀干母之蛊，成母之志，其心亦可嘉尚。……故有司断案，亦不可纯略迹原情。今本府为慰安孝子之心计，特取其无碍于律文者，而为而等判。夏氏尸体棺柩，依律应仍遵照原县判案，归入华姓坟墓，范姓不得争夺。但念范念岵以三十年抚养之恩，并不忍其母之失志，并不忍有父而无母，亦准予得变通办法，与华氏子康年一体斩衰三年，并仿古人魂葬之礼，另行招魂致奠，将夏氏生前衣服，附葬于范文六之墓，并许得称范夏氏。如是则律与情各不相仿，在华氏子亦可释争矣。且查律改醮之妇，虽有归后夫之家语，然使前夫家自愿收回者，在律亦并无禁止之明文。是范念岵招魂安葬之举，华氏子亦可无所用其争，且亦不必争矣。此判。(P45-47)
案件中机敏的司法官想出一个妙招，判夏氏尸棺与衣物分葬于两姓，这样就使得情法两平，纷争消除。
3、判决往往超出诉讼请求
官吏们的判决也经常超出法律的规定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取重社会人情伦理风尚。如著名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案中，乔太守的法定职责是确定骗婚者、犯奸者的刑事、民事责任，但他却不关心这一职责，反而充当家长，在公堂上为三对青年再定婚配。所作判词：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子爱女，情在其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得夫，怀吉士初非?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裴九之儿，许裴政改娶孙郎之配。夺人妇人也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作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
通篇充溢人情味而无引据律法条文之迹象，被认为是成人之美、体贴人情的典范之作。
4、判决书之风格。
关于加强建设项目地方配套资金管理的暂行规定
云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建设项目地方配套资金管理的暂行规定
云南省人民政府
近几年来，为了加快我省经济发展，全省各地、州、市加大了经济建设投资力度，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是，也有不少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资金到位不及时，尤其是地（州、市）、县级的配套资金不落实、到位率低的现象较为突出，有的已经严重影响了项目建设进度。为了加强建设项目资
金管理，特别是督促落实地（州、市）、县级配套资金，确保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特作以下暂行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指建设项目是指使用中央及省级财政性资金、专项资金、国家计划安排的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等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
第二条 各地（州、市）、县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安排好项目建设计划，注重实效，不图虚名，不搞“钓鱼”项目，不留资金缺口。
第三条 所有建设项目都必须严格按照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健全财务制度，加强资金监管，切实保障各项配套资金及时到位。
第四条 本规定所指配套资金及时到位，是指地（州、市）、县级配套资金（含企业自有资金，下同）的到位比例不得低于省（含中央，下同）财政资金的到位比例。
第五条 项目业主单位和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1996〕35号），全面落实规定的项目资本金；根据省审计厅、计委、财政厅和经贸委等六部门云审投发〔1996〕71号文件要求，按隶属关系进行开工前审计。项
目资本金和其他资金来源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或不落实的，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开工报告。
第六条 各地（州、市）计委、经贸委和财政部门，每月将建设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和项目进度分别上报省计委、经贸委和省财政厅。资金按来源分为：中央和省安排的财政资金，地（州、市）、县安排的财政资金，企业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其它资金五类，报表于次月10日前报出。
第七条 为了掌握建设项目资金到位情况，省级有关部门视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具体检查的建设项目和时间，由省计委、经贸委、财政厅和省审计厅商定，或由省政府指定；检查人员由省财政厅、审计厅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派出或指定省重点项目稽查特派员（含特派员助理）进行专
项检查。
第八条 地（州、市）、县配套资金到位不及时的，则停止拨付该项目的省安排财政资金并责成限期到位。期满后仍不能及时到位的，则停止该地区所有项目省财政资金的拨付和下年度项目的审批。情节严重的，则通报全省。
第九条 项目单位对地方配套资金到位弄虚作假或者挤占挪用省财政资金的，一经发现立即停止拨付该项目的省财政资金，并通报全省，限期改正；期满后不能彻底改正的，停止该地区所有建设项目省财政资金的拨付和下年度项目的审批。
第十条 各地（州、市）、县计委、经贸委、财政和审计部门，要加强力量，认真检查、督促建设资金的到位情况，抓好落实。并可根据本暂行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或实施细则。
第十一条 一些含有省级有关部门配套资金的项目，应按上述原则保证按时到位，并接受检查，经检查未能按时到位的要限期到位，限期内仍不能到位的，则由省财政厅从划拨该部门经费中扣除，并直接拨付到项目上。
第十二条 本暂行规定从2000年1月1日起执行。
1999年9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