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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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
沈阳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沈阳市人大常委会
（1998年4月29日沈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8年5月29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道路交通管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规范交通管理处罚行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对本市行政区域内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的处罚，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公安局是本市道路交通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实施。
第四条 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的处罚，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处罚种类与具体适用
第五条 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处罚的种类：
（一）警告；
（二）罚款；
（三）吊扣驾驶证。
第六条 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予以批评教育，不予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
第七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处罚。
第八条 一人有两种以上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分别裁决，合并执行。
第三章 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的处罚
第九条 行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元罚款：
（一）在有人行道的道路上，不在人行道内行走的；
（二）在无人行道的道路上，不靠道路边缘线一米以内行走的；
（三）在划有人行横道线的路段上，不在人行横道线内通过的；
（四）在建有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路段内，不经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横过道路的；
（五）在设有人行横道灯的路口，不按交通信号指示行走的；
（六）在机动车道上招乘车辆的。
第十条 行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十元罚款：
（一）翻跨、钻越交通隔离护栏的；
（二）在机动车道上游戏、打闹或围观的。
第十一条 乘车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十元罚款：
（一）在划有标线道路上，从左侧车门上下机动车的；
（二）不面向前方骑坐摩托车的；
（三）没有陪护证乘坐残疾人代步车的。
第十二条 自行车、人力三轮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五元罚款：
（一）车辆制动装置失灵的；
（二）在非可变式人行道上骑行的；
（三）转弯时不伸手示意，突然猛拐的；
（四）扶身、牵手并行，互相追逐、嬉戏或曲线行驶的；
（五）双手离把的；
（六）骑自行车带人的（带学龄前儿童的除外）；
（七）越过停止线等信号的；
（八）不在指定地点停放的。
第十三条 自行车、人力三轮车驾驶人有下列第（一）项至第（四）项行为之一的，处五元罚款，有下列第（五）项至第（七）项行为之一的，处二十元罚款：
（一）沿机动车道内推、骑的；
（二）运载物品超高、超宽、超长的；
（三）擅自安装机械动力装置在道路上行驶的；
（四）人力三轮车并行的；
（五）闯红灯的；
（六）在路口与机动车争道抢行的；
（七）在禁行路行驶的。
驾驶无牌照车辆的，暂扣车辆；不能提供合法来源证明的，没收车辆。
第十四条 畜力车驾驶人在禁行时间内或禁行路上驾车行驶的，责令改正，并处五元罚款。
第十五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第（一）项至第（六）项行为之一的，处三十元罚款，有下列第（七）项至第（十五）项行为之一的，处五十元罚款：
（一）驾驶摩托车载人不面向前方骑坐的；
（二）驾驶或乘坐两轮摩托车不戴头盔的；
（三）在划有标线道路上，允许乘员从左侧车门上下机动车的；
（四）公交客运车辆在行驶中上下乘员的；
（五）在公路、二环路上行驶的小型客车驾驶员和前排座乘车人未系安全带的；
（六）在禁鸣区域内鸣喇叭的；
（七）在无障碍道路上故意压速、停驶或者以其他方法阻塞交通的；
（八）驾驶的车辆车况不良或装备不符合安全要求的；
（九）在人行横道、黄格区内以及划有黄线路段停车的；
（十）非公交车擅自在公交车专用道内行驶或停车的；
（十一）遇见红灯或交通阻塞不依次等侯的；
（十二）驾驶中手持移动电话通话的；
（十三）擅自编组车队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
（十四）持军队、武警部队驾驶证驾驶地方车辆或持地方驾驶证驾驶军队、武警部队车辆的；
（十五）因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停车，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或灯光显示的。
第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一百元罚款：
（一）驾驶残疾人代步车载人、载货的；
（二）超速行驶的；
（三）前方无障碍随意采取紧急制动措施或不开转向灯，突然变更车道的；
（四）驾驶客车载人超过行驶证上核定人数的；
（五）驾驶的车辆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
（六）不按规定使用警灯、警报器和标志灯具的。
第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二百元罚款，有下列第（五）、（六）项行为之一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有下列第（九）项行为的，可暂扣车辆：
（一）闯红灯的；
（二）在划有单、双实线路段越线、跨线或压线行驶的；
（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四）逆向行驶的；
（五）挪用、转借机动车牌证驾驶机动车的；
（六）无驾驶证的人、醉酒的人驾驶机动车辆，或者把机动车辆交给无驾驶证的人驾驶的；
（七）学习驾驶员单独驾驶车辆的；
（八）使用涂改、失效的机动车牌证或使用冒领机动车辆年检和驾驶员年审手续的；
（九）驾驶无牌照机动车辆的。
第十八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三百元罚款，有下列第（二）项行为的，同时收缴机动车牌照，强制报废：
（一）闯红灯被摄拍公布后，不接受处罚的；
（二）驾驶报废机动车辆的；
（三）驾驶非法拼装的机动车辆的。
第十九条 在机动车上擅自安装警灯、警报器和标志灯具的，处五百元罚款。
第二十条 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至（六）项行为之一的和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行为的，可并处吊扣十五日以上三个月以下驾驶证。
被处罚的驾驶人员拒绝接受处罚的，可以滞留车辆直至接受处罚为止。
第四章 处罚执行程序与监督
第二十一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告知被处罚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同时开具处罚通知书，并告知被处罚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罚款处罚，被处罚人应当持处罚通知书到指定银行交纳罚款。依法处二十元以下罚款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并开具罚款凭证。
收缴的罚款应当上缴市级财政。
第二十三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暂扣的车辆，应当在处罚完毕后的当日返还；暂扣车辆的移动和保管费用由被处罚人承担；因移动和保管造成车辆损坏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交通管理执法社会监督制度，加强对交通警察执法行为的社会监督。
第二十五条 市公安局及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度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受理公民的申诉或检举，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1998年5月29日
凉山彝族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凉山彝族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废除旧的等级婚姻制度。
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第三条 禁止利用等级、家支、宗教或其他形式干涉婚姻自由。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
第四条 禁止干涉丧偶妇女的婚姻自由，不许强迫丧偶妇女转房。
第五条 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
实行计划生育，鼓励晚婚晚育。
第六条 禁止直系血亲结婚。不许三代以内的旁系血新结婚。
第七条 订婚不是结婚的法定程序，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
第八条 结婚、离婚必须履行法律手续。
第九条 提倡婚事新办，嫁娶从简。
对各少数民族传统的婚嫁仪式，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予尊重。
第十条 本规定施行以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已经处理的婚姻案件和纠纷，继续有效。
第十一条 凡本规定未作变通和补充的，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自治州内各少数民族和与少数民族结婚的汉族。
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规定者，应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或法制制裁。
第十四条 木里藏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本规定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刑事和解模式研究
——兼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
叶 祖 怀
[内容摘要]我国学界及司法界依据对刑事和解内涵的不同界定，对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不同的建构，并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刑事和解的模式做了不同的分类。以和解的达成方式以及刑事和解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分类标准，对近年来我国的刑事和解司法现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我国的刑事和解主要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模式、司法机关调解模式、人民调解模式、联合调解模式等四种模式。而其中，以人民调解模式最能体现刑事和解的价值蕴涵，最适合我国国情，因而应当成为建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首选模式。
[关键词]刑事和解 和解模式 模式选择
当前，基于对刑事和解内涵的不同解读以及在价值取向上的各有侧重，刑事和解在我国应采何种模式，法学界及司法界均有不同声音，各地司法机关迄今所进行的探索亦各具特色。笔者认为，能否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价值蕴涵，并充分考察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在现行基本刑事制度的基础上创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模式，是关乎我国刑事司法是否有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问题。
一、刑事和解制度考略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界定
关于刑事和解的概念，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
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刑事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修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1]
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2]
也有学者认为，在我国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经由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被害人和加害人面对面地直接商谈，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可以保障和解的有效性及合法性。[3]
不同的概念界定，实际上表明了论者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不同建构，包括对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适用范围、司法机关在和解中的作用、调停人的设置、和解后果等的不同认识。
（二）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
在我国，也有论者将刑事和解做狭义与广义之分，认为狭义的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程序的起源，广义的刑事和解就是恢复性司法程序。[4]根据联合国《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第3条的规定：“恢复性司法方案系指采用恢复性程序并寻求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恢复性程序（restorrative process）是指被害人、加害人及其他受犯罪影响的个人或者社区居民——通常在一个公正、中立的第三方的帮助下——积极协商，共同寻找解决犯罪引发问题的任何程序。恢复性程序可能包括调解、调和、会商和共同定罪。”由此看来，上述对刑事和解内涵的狭义和广义区分不无道理。
但是,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作为与报应性司法（retributive justice）相对应的概念,在我国，人们在谈论时更多的是从观念意义上,将恢复性司法视为一种理念。而谈到刑事和解，则更多的是从制度层面，认为刑事和解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为不致引起语义上的混乱，本文所指刑事和解，即是指刑事和解制度。
（三）刑事和解的制度渊源及发展轨迹
现代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又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oin/mediation），[5]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切纳市实施的一个被害人——犯罪人和解计划（VOR Program）。[6]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厄克哈特市也建立了美国的第一个刑事和解计划。其后，随着恢复正义理论、被害人犯罪学等学说的勃兴以及对刑罚价值功能有限性的认识，同时也是基于对司法效益与社会和谐秩序最大化的追求，刑事和解运动在北美、欧洲等地迅速发展。
美国律师协会于1994年认可了刑事和解，被害人援助组织也于1995年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有45个以上的州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项目达300余种。在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也纷纷行动，建立起各富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以芬兰为例，1983年，芬兰首先在赫尔辛基的万达市推行刑事和解计划，之后逐步推广到100多个自治市，仅1995年，各地采用“刑事和解计划”调解的冲突即有3000起，涉及4600名犯罪嫌疑人。[7]
刑事和解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展，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9年7月，联合国做出题为《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的1999/26号决议；2000年4月10日，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犯罪人处遇大会通过《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21世纪挑战的维也纳宣言》，提出为支助犯罪受害者而酌情实施国家、区域和国际行动计划，即导入调解和恢复性司法计划，鼓励开发恢复性司法政策、程序和项目；2002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2002/12号决议），对刑事和解的定义、项目的利用、运营、调停人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至此，刑事和解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认可，并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8]
（四）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西方学术界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的解说，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是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框架的考察》一文中提出的刑事和解制度的三个理论框架：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9]
1、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建立在被害人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合理期待的基础之上，当原有的平衡和公正规则被打破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一种最为简单的方式来恢复他们所期待的平衡。[10]
2、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被视为被害人叙说伤害的过程，该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故事本身的内容，而在于叙说的过程和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共鸣。[11]
从这两种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内容上看，它们都源于被害人犯罪学的兴起以及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政策思潮的出现，着眼于强化对被害人的利益保护。
3、恢复正义理论（restorative theory）认为，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对社会甚至对犯罪人自己的伤害，刑事司法程序应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12]一般认为，恢复正义理论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最基础的理论支撑。
二、刑事和解模式分类
（一）刑事和解模式分类概览
目前，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模式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划分，而不同的划分标准则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分类。
1、依众多论者的观点，刑事和解可分为以下四种模式：（1）社区调停模式（community model）：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被逮捕以前由社区进行调解。（2）转处模式（diversion model）：在刑事司法程序启动之后、终结之前，将案件交由社会上的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3）替代模式（alternative model）：该模式在尊重被害人意志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对犯罪者的刑罚处遇而使纠纷得到解决，实现犯罪者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4）司法模式（justice model）：这种模式重视被害人的利益，将刑事和解作为提高犯罪人责任的一种手段。[13]
2、有学者将刑事和解的模式分为三种：（1）被害人和加害人和解方式（Victim-Offender mediation）：被害人和犯罪人在一名中立的调解人主持下面对面交流，协商确定犯罪人应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的一种模式。（2）会商方式（Conferencing）：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各自的支持者会聚在一起，在调解人的主持下共同讨论犯罪解决方案的一种模式。（3）圆桌会谈方式（Circles）：在协调人的主持下，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各自的支持者以及其他受到犯罪影响的社区成员共同商讨如何处理犯罪案件的一种模式。也有学者将上述模式分别称为调解模式、和解会商模式、圆桌审判模式。[14]
3、有学者以和解的达成是否具有对刑事犯罪的独立处分意义作为划分标准，将刑事和解分为平行模式与整体模式：（1）、平行模式：刑事和解在刑事司法体制之外独立运作，它要求完全在市民社会“自治”的状态下，由社会（社区）及社会个体对犯罪作出自主处置。（2）整体模式：刑事和解通过与正式刑事司法体制的衔接或整合，成为传统司法体制的一部分，承认国家对犯罪处理的决定权。[15]
4、有论者在将刑事和解的结构划分为共识模式、审查模式的基础上，又将刑事和解结构的具体形式图像化：（1）杠型结构：加害人与被害人就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行沟通，并达成和解协议，司法机关在此过程中处于消极地位，只负责履行告知义务并认可和解协议。（2）倒T型结构：加害人与被害人虽然可以进行协商，但只是有限参与，协议内容只能由司法机关最终确定，并为处理案件提供审查对象。（3）正三角形结构，也称互动模式：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主体性体现在彼此对达成和解协议的自愿自主，司法机关的优位性体现在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指导监督，而契约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展示出加害人和被害人对司法机关权力的某种平衡。[16]
5、陈瑞华教授将刑事和解分为以下三种模式：（1）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加害方在认罪悔过的前提下,经与被害方自行协商,就经济赔偿达成书面协议,使得被害方不再追究加害方刑事责任，检察机关经审查后,接受双方的协议和被害人的请求,对加害方不起诉或者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2）司法调解模式：司法人员通过与加害方、被害方的沟通、交流、教育、劝解工作,说服双方就经济赔偿标准、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协议,从而促使被害方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3）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司法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经过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可不再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17]
（二）刑事和解模式分类评述
刑事和解的结构，是指刑事和解各个主体之间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它决定刑事和解的性质和特征，蕴含着刑事和解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的制度程序。[18]然而，由于学界对刑事和解内涵的不同界定，使得刑事和解的结构模式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姿态。
前述第一种分类，虽然从内容上看涵盖了目前西方各国刑事和解的主要操作模式，但认真分析发现，进行这种分类所采用的标准是不同一的。仅从名称上看，它们之间也不具有同比性。将分类标准不同的概念并列在一起，极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19]而且，由于司法模式被认为是一种惩罚性的模式，赔偿被视为是对犯罪人附加的一种惩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刑事和解的内在价值追求，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
第二种分类以和解达成的方式作为划分标准，界限清晰，但这种分类未能就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和解的法律后果做直观的展示。
第三种分类将刑事和解划分为平行模式与整体模式，但其赖以划分的基础就存在这样的疑问：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可以完全独立于刑事司法体制之外的完整的刑事和解过程，以至于自犯罪发生至案件最终处理完毕，期间根本就找不到刑事法律或者司法机关的身影？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无论是警察将案件移交给社区，还是司法机关最终认可他们所达成的协议，它们都未能从根本上逃脱法律或者司法权力的光顾。而一旦无法达成协议，则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更是必然的和唯一的结果。即使是司法机关对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犯罪人的“不处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司法体制之内的“处理”。所以，所谓社会（社区）及社会个体对犯罪进行的“自主处置”，并不具有绝对意义。
第四种分类，则是建立在首先对刑事和解的内涵和结构进行清晰界定的基础上，将各种模式以模型的方式进行了形象的演绎，直观、生动地展示了刑事和解的蕴含，意在揭示刑事和解各个主体之间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陈瑞华教授则着眼于我国刑事和解的各种运行方式在程序启动、具体参与人、调解主持人以及协议的促成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区别进行分类，既勾勒出了各参与主体之间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也与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现状最为贴近。但是，由于其将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限定在最终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范围内，从而将法院适用刑事和解对犯罪人判处非监禁刑的情形排除在外，导致适用范围过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