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省级预备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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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省级预备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省级预备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省级预备费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湖北省省级预备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预算法》规定，为加强省级预备费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预备费是在各预算中不规定具体用途的当年后备基金。根据省级财力状况，一般按照当年省级预算支出额的1％—3％设置预备费。
第三条 省级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具体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较大自然灾害的预防、防汛等特殊性支出；
2、发生较大自然灾害后的抗灾、救灾、救济等支出；
3、政治或经济上重大改革的一次性支出；
4、必须从省级预备费中列支的其它支出。
第四条 省级预备费的动用方案，由省财政厅提出，报省政府审批。各部门、各地区要求使用省级预备费的请示，由省财政厅核实提出意见，报常务副省长批示后，提请省长办公会决定，审批结果通知省财政厅执行。在特殊情况下，经省长、常务副省长批准，先由省财政厅执行，事后
报告省长办公会。
第五条 省级预备费一般控制在下半年使用。自每年七月份起，适时提交省长办公会集中审批。
第六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开始执行。
199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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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理学需要八个方面的变革
周永坤
中国法理学应当在新方法论的指引下实现理论创新的同时进行结构重组。这一过程将是十分艰难的,它需要在下述8个方面实行变革。
1．从“规律学”走向“规则学”
走出危机首先要解决法理学的学科定位。这当从法理学史来认识。法理学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它的“前科学”形态是17－18世纪的自然法哲学。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法学就是高度“实用”的,希腊的哲理法学倾向于立法学,法学之于立法者犹如园艺术之于园艺匠。而罗马的法学则是部门法学,主要是民法学和部门法学,它们与民事司法行为不可分离。希腊罗马的法学都缺乏作为法学的超越于部门法学的“一般法学”。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表现出向这一方向的努力,但是由于它浓厚的哲学和政治色彩,事实上被排斥于正统法学之外。到19世纪,在自然法学的基础上逐渐生发出四种理论倾向:康德、黑格尔的哲理倾向、边沁的立法学倾向、奥斯丁的规则学倾向和萨维尼等的寻求法律发展规律的倾向。奥斯丁将政治哲学色彩极浓的自然法、将罗马法(部门法学)、将英国式的法律技术逐出法理学,专事一般法律规范分析,实现法的一般理论向西方法学传统——规则学的回归,或在各部门法学之外发展出研究一般规则的专门学科,因而被公认为作为法的一般理论的法理学产生的标志。[1]当然,奥斯丁完全排斥价值分析是欠妥的,但是,它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法理学的价值分析应当有别于政治哲学——它应当建立在规范分析之上并为规范分析服务。
我国的法理学情况如何?我国的法理学源自苏联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姑且不说它的理论倾向,就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国家和法的发展规律来说,它是哲学味浓于法学味的。苏联法理学的“规律学”倾向,与苏联法学彻底否定西方法学传统,否定资产阶级法学有关,也与苏联人赋予法理学的政治目标——找出法律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法必然灭亡,苏联法是最先进的法建立在一般规律之上——息息相关,其背后是在西方已受到冷落的科学泛化思潮。苏联法理学的规律学倾向在我国得以继承并极端化,法理学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图解。改革开放以前的法理学演变为负面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为纲学,它的目标与结论在于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虽然阶级斗争为纲观念被放弃,但是政治哲学味道仍很浓。近年来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内容被引进,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始终围绕政治哲学展开并为之服务,法理学的目的仍被限定的通过因果分析寻找“规律”这一哲学的。
要走出这一法理学的幼年阶段,应当实现从“规律学”向“规则学”的转换。规律学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的,而规则学则是讨论如何建立人际合理关系的学问。当然，我们说法理学是“规则说”,并不是如凯尔森那样排斥正义。法理学是规则学指法理学是以研究人际规则为核心内容的,除此以外,它包含了某些“规律”的内容,但只指人际关系合理化的趋势,及其合理规则中共性的东西;它包括正义的内容,这个正义以主体际关系中的正义为核心,以区别于伦理学讨论的正义,同时它还包括法律的共同性的技术。
2．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
新中国的“国家和法的理论”本身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传统源于维辛斯基法学理论——它本身是斯大林主义的一部分。维辛斯基的法定义本身就是在1938年第一次全苏联苏维埃法律和国家科学会议上以官方决议的形式宣布的,仅就这一点而言,它就不是科学的,而是独断的。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维辛斯基说,“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法律科学”,“奸细和叛徒集团很多年以来在法律科学中,几乎都居于垄断地位”,“在法律科学方面,还没有全部肃清可耻的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匪帮破坏活动的影响”。[2]可见这一理论形成的氛围与中国的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斯大林30年代大清洗的意识形态化,因而是负面意义的意识形态。苏联法理学的意识形态学科定位正好填补了我国全盘否定民国时期法理学造成的学术空间,并迅速左转。这在战争硝烟与巩固政权的高度情绪化氛围中具有某种必然性,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最终在阶级斗争为纲和法律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失去了立足之地,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这就是文革及其法学被完全取消。改革开放以来的法理学否定了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苏联传统,有了相对独立的内容,例如法律文化、法的社会作用、法律推理、法律现代化、等等。但是意识形态化问题并未能很好解决。一方面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现行理论中仍有存留,同时又加入了新的意识形态内容。其典型表现就是:不断有人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于不同观点予以文革式的批判,每当意识形态发生分歧时,都会波及法理学。它的许多内容,仍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化而非法理学的。法理学的意识形态化是十分有害的,举其要者有:(1)它使法理学难以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只能跟随意识形态之风摇摆;(2)它使法理学难以建构学术范式,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念始终是意识形态的,而非法学的;(3)难以保证理论的连贯性,难免出现理论上的断层甚至自己打自己耳光的现象。例如前期学苏联,60年代批苏联修正主义;前30年阶级斗争为纲,80年代批判之;以前大讲社会主义法维护计划经济,90年代又批判之,等等。应当指出,这种受制于外部意识形态的反复无常并非学术的积累和进步,而是有损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学术进步的。(4)法律问题的政治泛化,无法形成独特的法学视角。这一方面使法理学等同于政治宣传,另一方面使法律问题复杂化,不利法律问题的解决,例如,将法治问题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将人权与资产阶级等而视之,将分权与资本主义拴在一起,等等。(5)有损法理学的学术权威。意识形态化的法理学缺乏独立的品格,缺少符合逻辑的一贯的相对恒定的理论,它本身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同时对具有独立品格的和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论采取排斥态度,因此无法确立理论的权威。它无法,也不配成为立法的指引与司法的第二位法源。当然,法理学,特别是其中的价值评价部分要完全与意识形态分离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法理学意识形态化的理由。防止法理学意识形态化要注意两点。一是结果不能是先验的,应当从人类经验和理性中来,是研究的产物,例如不能先依据外在权威确立结果,再去证明其正确性。二是研究方法的价值中立。这一问题上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韦伯并不反对把“主观的”评价作为科学研究对象,但是研究人员和老师“应当无条件的将经验事实的确定(包括他调查的经验个体的价值定向.行为)同他自己的实际评价是否满意(在这些事实中包含作为研究客体的经验个体所作出的评价)区别开来”,这两件事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3]我国法学意识形态化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当作社会上唯一的价值判断,并为了“证明”其唯一正确性,不惜对经验事实作实用主义的裁剪,这是严重违反科学研究的规范与科研伦理要求的。
3．从“解释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解释性、评价性”法理学
时下的法理学对现行法律及其政治权威主要是解释性的和证成性的,这是有违法理学性质的。法理学既然是“规则学”,那么,它应该在解释的同时对研究客体作出评价,以规范法律的变化、运作及政治权威的行为。缺乏对现实政治权威评价的法理学,其实质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合一。任何科学理论的前提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否则所谓成果就是纯主观的要求与欲望,缺乏科学所要求的起码的客观性。如果我们的法理学具有这种评价能力,则我国的法律和国家本不至于走如此大的弯路,付出如此昂贵的学费。如果在反右中不经法定程序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公社化运动无偿剥夺公民财产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5·16”通知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四人帮镇压丙辰清明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则政治权威本可以冷静得多,法治国家也许早已建成了。
4．从中国的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
这涉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为“一般法”,在理论上法理学界并不存在分歧,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存在极大的片面性,使法理学成为“中国国家法的法理学”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分析对象仅限于国家法。二是研究对象几乎仅限于中国的法。从历时性观点来看,法律经过了部落法、国家法两个阶段,现在正由国家法向世界法阶段过渡,国家法只是法律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从共时性观点来看,国家法与社会法长期是共存的,特别是在现今世界上。当今世界上不但有国内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法,而且有国际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法,例如我们即将加入的世贸组织法律制度。同时,现今法律除了社会法、国家法以外还有超国家法律的存在。任一国家法理学学者的分析对象都着重于分析本国法,这本无可非议,但是只从本国法归纳出来的法的一般理论的片面性是显然的,因为任何人(包括人的群体)的经验都具有殊性。在逻辑上,从单一特殊对象无法抽象出普遍性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应当分清两个问题:法的一般原理、原则和本国法律制度的描述,前者应当尽量关注外国的法律和国家法以外的法律,尽可能避免片面性。同时应当注意控制法理学中本国法律制度描述的成分,否则,法理学就名实不符,成为“中国法律制度学”了。
5．从封闭的法理学到开放的法理学
我国的法理学本是开放产物,正是清末闭关锁国传统被打破才有了中国的法理学。民国时期的法理学也不重“中外有别”。20世纪下半叶这一传统被放弃。新中国法理学是从割断与发达国家的学术承继与交流开始的,但初期并未完全封闭:转向苏联开放。与其说是开放,不如说是照搬一种学术,骨子里是封闭的。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便彻底关上了大门,直到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常化。其间只有少量的苏联和西方著作引进,西方著作当然只能供批判用,有些甚至只能“内部出版”,这大概是国人独创的制度。笔者所见边沁的“功用主义》、狄骥的《宪法论》、马里旦的《人和国家》均属此类。80年代以后有了明显进步,大量的西方法理著作被引进。但是作为学科的开放这还是很不够的。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上,法理学作为研究一般法的法学分支学科,其开放性不但表现在研究、出版他国同行的著作,主要应当表现在正常的学术交流、学术上的互相学习、批判与吸收。但时下的法理学国际交流极少,与西方同行的共同话语太少,作为10多亿人的大国,译介的西方法理著作远远不够,高质量的,能与西方同行交流的学术成果就更是寥若辰星了。最可堪忧的是 “自己人”和“外人”的两分法这种情绪化的、非学术的态度,看来自尊实则自卑的“防卫”心态妨碍了对西方法理学的学习和借鉴。人们忘记了这个基本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如果我们的前辈在上世纪之交采取与我们同样的态度,则完全不存在今天中国的法理学。在多元交融的今天,文化的地方性早已是相对的了,我们常说:“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这个法理学的基本精神早已是西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话);但这同时又是中国的——经过中国人学习和理解的。有人肯定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反对学习、消化吸纳西方的法理学。笔者以为,难道真如某些以邻为壑的国粹主义者所声称的西方没落了?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社会在社会科学方面突然落后于仍处于农业社会的东方,而这一切都归结于两颗科学巨星的陨落！这是很幼稚的,是文化排外的籍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早期工业文明的产物,如果说19世纪的西方值得学习,20世纪、21世纪的西方反而不值得学习,这岂不显得有点滑稽可笑?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比外国落后了。[4]只要承认“法理学”是科学,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敢于学习是强者的表现,是自强的必要条件,学习他人是人类获得知识的捷径。如果我国的法律早已西方化,法学学者都有个学习西方法律、法理的问题,那么,作为“一般理论”的法理学,就是首当其冲的。
开放除了上述空间维度以外,还有一个时间维度:向未来开放。法理学要能够说明、评价新的法律实践与思想,将新的实践与思想纳入法理学体系,并且如有必要,借以修改原有的概念体系及其理论。未来法理学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全球法律问题以及法律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法理学必须向这个大未来开放。
可开放性的第三个维度是事实维度——向事实开放。时间维度的开放当然包括了事实,这里的事实维度专指已然的事实:由于主客观原因而遗漏的已然的事实。对中国法理学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关注法人类学研究揭示的部落法事实、国际法学描述的国际法规则、超国家法规则、等等。
6．从主客体思维到主体际思维
中国的法理学可以称为主客体思维的法理学:它的基本方法是将人分为法律实践主体的人和法律实践客体的人两部分,其基本假设是法律是法律实践主体的人统治客体的人的工具,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构筑整个法律理论体系:法的起源是阶级统治的产物,法的本体是阶级意志,法的作用是阶级斗争、阶级统治甚至阶级镇压的工具,法的发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最后法律消亡于无阶级的社会。这个理论的谬误是十分明显的。且不说国家产生以前早有法律,即使在阶级产生以后的国家法时代,法律也主要不是解决阶级关系的工具,法律是调整人际——主要是个体际关系的产物,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人的组合体只有各种法律拟制的人:法人或某些非法人的人的组合体。法律实践领域的人格分离现象是法律的败坏。退一步讲,即使主客体思维对于描述压迫型的法是有用的,对于法治社会是构建应然的法律体系,它无论如何是不适用的。随着经济、政治、生态、文化、法律全球化运动的展开,主客体思维的非科学性及其弊端日渐明显。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里,主体际思维应当替代主客体思维而成为法理学的思维工具。[5]
7.从法学方法论到法律方法论
这里的法学方法论指法学研究的一般方法问题,在法理学教科书里一般分为一般方法原则和具体方法问题,通常讲些唯物辩证法、历史考察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分析方法、等等。这些实在不是法学的特殊研究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这些方法主要是对法律整体的认识方法,而不是“法律方法”,最多对法律方法存在指导意义或“方法论”意义,或仅对法学中的认识论成分有意义,或对建构合理规则体系的“经验”有意义。高扬这些方法本身与我们将法学定位为“规律学”有关。法学作为以“规则学”为主体的学问体系最终落脚点在于应然规则体系的预设,或是一种“事后的合理化”——对社会规范的理性建构,在于法律运作体系的组建以及法律运作的技术,这才是“法律方法”的核心。换句话说,法律方法的核心不是“认识的”,而是陈述的方法或规定的方法,套一句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实践理性”的方法。具体来说,就包括规则预设与合理化的方法、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之弥补的方法、法律推理方法、法律利益分析方法、法律适用的逻辑模式等等。[6]当然,对法律整体的认识方法也可涉及。不过,无论如何,“法律方法”应成为法理学的重要内容。
8．从一元法学到多元法学
学术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它应当永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如商品生产一样,它是多元竞争、相互诘难、优胜劣汰的过程。因此它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多元思想的共存。在学术上统一口径必然扼杀学术本身。文革中法理学遭受灭顶之灾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我党历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这个意思。可惜始终难以落实。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有了长足进步。法学,特别是法理学是建构应然规则体系的学问,它在两个层次上涉及价值评价。一是“何种行为是正当的”——对人的行为的评价,二是“何种规则是正当的”——对规则的评价。价值评价本身是在各种不同的评价中展开的,各种评价都应当接受同行的、社会的评价。否则就没有价值评价而只有独断。诚如劳伦斯所言,“理论建构、批评以及防卫是法学的主要工作”。[7]进入90年代中叶以来,各种不同思想的争鸣常见于报刊杂志,已有学者开始注意中国法理学的流派问题,这表明维辛斯基法理思想一花独放的局面正在结束。但是离“多元并存”还有较大距离。例如,许多批评带有明显的文革色彩——文革式的批评是反学术的,它不可能发展学术;有些批评带有过多的感情色彩而缺少理性思辨和“据实说来”的科学态度。而且总体上相互批评不足。最典型的是各类表扬稿式的“书评”,更不用说有些纯属人为“炒作”以及自己和自己商榷的滑稽戏。起码多元并存没有被作为学术发展的理想状态来接受。现在,法理学发展的社会环境是50年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倒是少数法理学、宪法学圈内人士缺乏学者必要的宽容精神,不珍惜大好时光,不爱惜自己的人格,打棍子、扣帽子的文章常见于某些刊物,着实令人扼腕。争鸣是学术进步的条件,但争鸣是“学术的”而不是不允许别人生存。在这里,启蒙大师的风范永远是我辈的榜样:当年伏尔泰对卢梭的“科学、艺术加剧人的不平等”的观念提出了尖刻的批评,但是后来当政府因言论驱逐卢梭的时候,伏尔泰却盛情地邀请卢梭到他的庄园避难,他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上述政治批评家的目的就在于把别人的嘴封起来,独断话语权。它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消灭学术。这可能是那些批评家们始料未及的。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依法行政考核办法
2008年6月23日大连市人民政府令第97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政府对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保税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统称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考核，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政府法制办）负责依法行政考核，具体工作由市政府法制办会同市政府办公厅、市人事局（市编委办）、市监察局、市审计局组织实施。
第四条 依法行政考核应当遵循公平、公开的原则，坚持群众路线，强化行政层级监督。
第二章 考核内容
第五条 转变职能情况
（一）依法界定和规范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完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
（二）按照法律、法规和市政府的规定设置机构。
（三）完善行政执法经费保障机制。完善集中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工作人员的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依据省级以上价格、财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并取得收费许可证。
（四）按照上级政府的规定减少行政许可项目，规范行政许可行为，改革行政许可方式。
（五）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得到妥善处理。
（六）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社会评议、年度报告、责任追究等制度，对依法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及时、准确公开。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对公众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依法予以答复。
第六条 行政决策情况
（一）建立并实行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对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采取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及其他有效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二）建立并实行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论证制度。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前，由政府法制机构或者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合法性审查。涉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讨论、采纳论证意见或者建议情况应当有详实记录，做出行政决策的文件应当合法有效。
（三）建立并实行重大决策集体决定制度。重大行政决策，由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或者部门、机构的行政领导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集体决定有完善的工作程序。行政首长对经集体讨论作出的行政决定承担主要责任。
（四）建立并实行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确定机构和人员，定期对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的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和反馈，及时发现并纠正决策存在问题。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公开有关行政决策的事项、依据和结果，并保证公众的查阅权利。
（五）建立并实行决策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谁决策，谁负责”原则，对违法决策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恶劣社会影响或者严重侵害公共利益的，依照有关行政过错、错案追究等制度，对有关行政首长和行政分管领导追究相应责任。
第七条 制度建设情况
（一）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规章、规范性文件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有关行政执法主体、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行政强制等方面的规定合法。
（二）改进立法工作方法，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三结合。制定规范性文件，实行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说明制度，由制定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规范性文件通过后，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布。
（三）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提出经济立法方面的政府规章项目，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四）建立和完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废止制度和定期清理制度，建立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期制度，对不适用或者已经失效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对规章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第八条 行政执法情况
（一）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健全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机制。
（二）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行政决定前，依法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依法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作出决定时，应当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重大事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告知和听证情况应当在行政执法案卷中有准确的记载。
（三）行政执法主体合法，其资格经依法审定并向社会公告。行政执法人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并持证上岗，有关资格考试、证件年检等信息上网公示。
（四）按照市政府公布保留的（国家垂直管理部门按国家公布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实施行政审批。重大行政许可决定按规定备案。加强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监管，完善管理程序，公开透明办理。
（五）规范行政自由载量权。建立并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先例制度、情况说明制度。行政处罚罚款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制度。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经集体讨论通过，并按规定备案。探索并推进细化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等工作。
（六）认真执行行政执法统计制度，按时报送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年度统计报表。
（七）建立并实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每年定期评查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或征用等案卷。行政执法的有关监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等材料应当立卷归档，立卷参照省颁标准，归档执行《大连市行政执法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
（八）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制定、调整并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文本，依法界定执法职责，科学设定执法岗位，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和执法程序。行政执法责任制电子文本向社会公示。建立并实行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错案责任追究制。行政执法工作绩效和奖惩情况纳入本行政机关年度绩效考核体系。
第九条 化解矛盾情况
（一）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建立健全相应制度，依法妥善解决矛盾纠纷。对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调处的民事纠纷，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公开、公平、公正、及时地予以处理。
（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积极支持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人民调解工作。
（三）建立完善投诉处理制度和信访制度，人民群众通过行政投诉和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对可以通过复议、诉讼法律程序解决的信访事项，引导信访人、举报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第十条 强化监督情况
（一）按照规定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依法备案规范性文件。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其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二）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实施的监督。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按规定组织出庭应诉、答辩。逐步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自觉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和裁定。
（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按照规定报送备案，对政府法制机构的备案审查意见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异议，依法及时研究处理。
（四）依法受理、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公正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履行参加行政复议活动的职责，服从并履行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复议决定。加强行政复议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行政复议人员的素质。完善行政复议工作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规定报送行政复议、应诉案件统计报表及行政复议案件备案材料。
（五）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制度，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及时、足额兑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应当获得的行政赔偿、行政补偿。
（六）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完善，上级行政机关建立健全经常性的层级监督制度，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
（七）自觉接受并履行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决定。
（八）认真调查、核实并及时依法处理群众举报的违法行为、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
第十一条 学法考核情况
（一）实行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制定并落实领导干部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专题法制讲座制度、集中培训制度，做到计划、内容、时间、人员、效果“五落实”。实行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查和测试制度。
（二）实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组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通用法律知识以及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专门法律知识的学习培训，做到有计划、有考核、有奖惩、有记录。
（三）强化对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知识的培训，完善培训、考核制度。定期组织培训，并将培训情况、学习成绩作为考核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第十二条 加强领导情况
（一）行政首长承担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按照建设法治政府标准的要求，统筹相关工作。落实市政府依法行政的阶段性部署和年度工作安排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推进工作创新，及时研究解决依法行政中的重大问题。
（二）区（市）县政府应当建立依法行政报告制度。每年年底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市政府书面报告推进依法行政的情况；市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在每年年底向市政府书面报告推进依法行政的情况。
（三）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法制机构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证、工作条件与其承担的职责相适应；充分发挥其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顾问作用。
第十三条 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本办法第五条至第十二条的规定，按年度制定全市依法行政工作要点，并于每年年初公布施行；考核工作开始前制定并公布年度考核的具体项目和评定标准。
第三章 考核方法
第十四条 依法行政考核周期为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十五条 依法行政考核采取行政机关自查自评与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考核相结合，日常检查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方法。
对市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的考核与市政府部门绩效考核同步进行，单独组织。
第十六条 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年度依法行政工作重点和考核目标，组织政府相关部门成立依法行政考核组，负责核查、评议被考核机关依法行政情况，提出考核意见。
第十七条 市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在每年接受市直机关目标责任制考核时，市政府派出机构、区（市）县政府于每年十二月初，应当对照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公布的考核项目和评定标准，对当年依法行政工作情况逐项进行自查自评，向考核组提出书面报告。
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工作，以日常监督考核为主，年底汇总有关单项考核情况。
第十八条 考核组根据书面报告情况和实际需要，安排核查评议，提出考核意见，报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作出考核结论。
第十九条 考核结论分为优秀、达标、不达标三个等次，采取计分制，以总分一百分为标准，分解确定各项分值。
考核赋分应当充分考虑新闻舆论监督、社会评议意见和所属单位依法行政情况。
第二十条 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考核情况予以通报。对优秀的，给予表彰；对不达标的，给予批评，并责令其提出书面整改意见，追究有关人员相应责任。
市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的依法行政工作，纳入市直机关目标责任制考核评价体系。
第二十一条 被考核的行政机关对考核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知道结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考核组提出书面申诉；考核组应当进行复查，复查结论经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通知申诉的行政机关。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按照有关规定纳入市政府依法行政考核范围的国家、省垂直领导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考核，依照本办法执行。
区（市）县政府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保税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对所属部门的依法行政考核，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998年11月2日公布的《大连市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办法》（大政办发 [1998] 124号）同时废止。
周永坤
中国法理学应当在新方法论的指引下实现理论创新的同时进行结构重组。这一过程将是十分艰难的,它需要在下述8个方面实行变革。
1．从“规律学”走向“规则学”
走出危机首先要解决法理学的学科定位。这当从法理学史来认识。法理学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它的“前科学”形态是17－18世纪的自然法哲学。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法学就是高度“实用”的,希腊的哲理法学倾向于立法学,法学之于立法者犹如园艺术之于园艺匠。而罗马的法学则是部门法学,主要是民法学和部门法学,它们与民事司法行为不可分离。希腊罗马的法学都缺乏作为法学的超越于部门法学的“一般法学”。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表现出向这一方向的努力,但是由于它浓厚的哲学和政治色彩,事实上被排斥于正统法学之外。到19世纪,在自然法学的基础上逐渐生发出四种理论倾向:康德、黑格尔的哲理倾向、边沁的立法学倾向、奥斯丁的规则学倾向和萨维尼等的寻求法律发展规律的倾向。奥斯丁将政治哲学色彩极浓的自然法、将罗马法(部门法学)、将英国式的法律技术逐出法理学,专事一般法律规范分析,实现法的一般理论向西方法学传统——规则学的回归,或在各部门法学之外发展出研究一般规则的专门学科,因而被公认为作为法的一般理论的法理学产生的标志。[1]当然,奥斯丁完全排斥价值分析是欠妥的,但是,它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法理学的价值分析应当有别于政治哲学——它应当建立在规范分析之上并为规范分析服务。
我国的法理学情况如何?我国的法理学源自苏联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姑且不说它的理论倾向,就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国家和法的发展规律来说,它是哲学味浓于法学味的。苏联法理学的“规律学”倾向,与苏联法学彻底否定西方法学传统,否定资产阶级法学有关,也与苏联人赋予法理学的政治目标——找出法律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法必然灭亡,苏联法是最先进的法建立在一般规律之上——息息相关,其背后是在西方已受到冷落的科学泛化思潮。苏联法理学的规律学倾向在我国得以继承并极端化,法理学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图解。改革开放以前的法理学演变为负面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为纲学,它的目标与结论在于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虽然阶级斗争为纲观念被放弃,但是政治哲学味道仍很浓。近年来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内容被引进,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始终围绕政治哲学展开并为之服务,法理学的目的仍被限定的通过因果分析寻找“规律”这一哲学的。
要走出这一法理学的幼年阶段,应当实现从“规律学”向“规则学”的转换。规律学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的,而规则学则是讨论如何建立人际合理关系的学问。当然，我们说法理学是“规则说”,并不是如凯尔森那样排斥正义。法理学是规则学指法理学是以研究人际规则为核心内容的,除此以外,它包含了某些“规律”的内容,但只指人际关系合理化的趋势,及其合理规则中共性的东西;它包括正义的内容,这个正义以主体际关系中的正义为核心,以区别于伦理学讨论的正义,同时它还包括法律的共同性的技术。
2．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
新中国的“国家和法的理论”本身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传统源于维辛斯基法学理论——它本身是斯大林主义的一部分。维辛斯基的法定义本身就是在1938年第一次全苏联苏维埃法律和国家科学会议上以官方决议的形式宣布的,仅就这一点而言,它就不是科学的,而是独断的。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维辛斯基说,“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法律科学”,“奸细和叛徒集团很多年以来在法律科学中,几乎都居于垄断地位”,“在法律科学方面,还没有全部肃清可耻的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匪帮破坏活动的影响”。[2]可见这一理论形成的氛围与中国的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斯大林30年代大清洗的意识形态化,因而是负面意义的意识形态。苏联法理学的意识形态学科定位正好填补了我国全盘否定民国时期法理学造成的学术空间,并迅速左转。这在战争硝烟与巩固政权的高度情绪化氛围中具有某种必然性,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最终在阶级斗争为纲和法律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失去了立足之地,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这就是文革及其法学被完全取消。改革开放以来的法理学否定了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苏联传统,有了相对独立的内容,例如法律文化、法的社会作用、法律推理、法律现代化、等等。但是意识形态化问题并未能很好解决。一方面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现行理论中仍有存留,同时又加入了新的意识形态内容。其典型表现就是:不断有人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于不同观点予以文革式的批判,每当意识形态发生分歧时,都会波及法理学。它的许多内容,仍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化而非法理学的。法理学的意识形态化是十分有害的,举其要者有:(1)它使法理学难以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只能跟随意识形态之风摇摆;(2)它使法理学难以建构学术范式,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念始终是意识形态的,而非法学的;(3)难以保证理论的连贯性,难免出现理论上的断层甚至自己打自己耳光的现象。例如前期学苏联,60年代批苏联修正主义;前30年阶级斗争为纲,80年代批判之;以前大讲社会主义法维护计划经济,90年代又批判之,等等。应当指出,这种受制于外部意识形态的反复无常并非学术的积累和进步,而是有损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学术进步的。(4)法律问题的政治泛化,无法形成独特的法学视角。这一方面使法理学等同于政治宣传,另一方面使法律问题复杂化,不利法律问题的解决,例如,将法治问题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将人权与资产阶级等而视之,将分权与资本主义拴在一起,等等。(5)有损法理学的学术权威。意识形态化的法理学缺乏独立的品格,缺少符合逻辑的一贯的相对恒定的理论,它本身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同时对具有独立品格的和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论采取排斥态度,因此无法确立理论的权威。它无法,也不配成为立法的指引与司法的第二位法源。当然,法理学,特别是其中的价值评价部分要完全与意识形态分离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法理学意识形态化的理由。防止法理学意识形态化要注意两点。一是结果不能是先验的,应当从人类经验和理性中来,是研究的产物,例如不能先依据外在权威确立结果,再去证明其正确性。二是研究方法的价值中立。这一问题上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韦伯并不反对把“主观的”评价作为科学研究对象,但是研究人员和老师“应当无条件的将经验事实的确定(包括他调查的经验个体的价值定向.行为)同他自己的实际评价是否满意(在这些事实中包含作为研究客体的经验个体所作出的评价)区别开来”,这两件事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3]我国法学意识形态化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当作社会上唯一的价值判断,并为了“证明”其唯一正确性,不惜对经验事实作实用主义的裁剪,这是严重违反科学研究的规范与科研伦理要求的。
3．从“解释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解释性、评价性”法理学
时下的法理学对现行法律及其政治权威主要是解释性的和证成性的,这是有违法理学性质的。法理学既然是“规则学”,那么,它应该在解释的同时对研究客体作出评价,以规范法律的变化、运作及政治权威的行为。缺乏对现实政治权威评价的法理学,其实质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合一。任何科学理论的前提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否则所谓成果就是纯主观的要求与欲望,缺乏科学所要求的起码的客观性。如果我们的法理学具有这种评价能力,则我国的法律和国家本不至于走如此大的弯路,付出如此昂贵的学费。如果在反右中不经法定程序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公社化运动无偿剥夺公民财产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5·16”通知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四人帮镇压丙辰清明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则政治权威本可以冷静得多,法治国家也许早已建成了。
4．从中国的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
这涉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为“一般法”,在理论上法理学界并不存在分歧,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存在极大的片面性,使法理学成为“中国国家法的法理学”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分析对象仅限于国家法。二是研究对象几乎仅限于中国的法。从历时性观点来看,法律经过了部落法、国家法两个阶段,现在正由国家法向世界法阶段过渡,国家法只是法律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从共时性观点来看,国家法与社会法长期是共存的,特别是在现今世界上。当今世界上不但有国内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法,而且有国际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法,例如我们即将加入的世贸组织法律制度。同时,现今法律除了社会法、国家法以外还有超国家法律的存在。任一国家法理学学者的分析对象都着重于分析本国法,这本无可非议,但是只从本国法归纳出来的法的一般理论的片面性是显然的,因为任何人(包括人的群体)的经验都具有殊性。在逻辑上,从单一特殊对象无法抽象出普遍性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应当分清两个问题:法的一般原理、原则和本国法律制度的描述,前者应当尽量关注外国的法律和国家法以外的法律,尽可能避免片面性。同时应当注意控制法理学中本国法律制度描述的成分,否则,法理学就名实不符,成为“中国法律制度学”了。
5．从封闭的法理学到开放的法理学
我国的法理学本是开放产物,正是清末闭关锁国传统被打破才有了中国的法理学。民国时期的法理学也不重“中外有别”。20世纪下半叶这一传统被放弃。新中国法理学是从割断与发达国家的学术承继与交流开始的,但初期并未完全封闭:转向苏联开放。与其说是开放,不如说是照搬一种学术,骨子里是封闭的。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便彻底关上了大门,直到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常化。其间只有少量的苏联和西方著作引进,西方著作当然只能供批判用,有些甚至只能“内部出版”,这大概是国人独创的制度。笔者所见边沁的“功用主义》、狄骥的《宪法论》、马里旦的《人和国家》均属此类。80年代以后有了明显进步,大量的西方法理著作被引进。但是作为学科的开放这还是很不够的。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上,法理学作为研究一般法的法学分支学科,其开放性不但表现在研究、出版他国同行的著作,主要应当表现在正常的学术交流、学术上的互相学习、批判与吸收。但时下的法理学国际交流极少,与西方同行的共同话语太少,作为10多亿人的大国,译介的西方法理著作远远不够,高质量的,能与西方同行交流的学术成果就更是寥若辰星了。最可堪忧的是 “自己人”和“外人”的两分法这种情绪化的、非学术的态度,看来自尊实则自卑的“防卫”心态妨碍了对西方法理学的学习和借鉴。人们忘记了这个基本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如果我们的前辈在上世纪之交采取与我们同样的态度,则完全不存在今天中国的法理学。在多元交融的今天,文化的地方性早已是相对的了,我们常说:“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这个法理学的基本精神早已是西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话);但这同时又是中国的——经过中国人学习和理解的。有人肯定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反对学习、消化吸纳西方的法理学。笔者以为,难道真如某些以邻为壑的国粹主义者所声称的西方没落了?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社会在社会科学方面突然落后于仍处于农业社会的东方,而这一切都归结于两颗科学巨星的陨落！这是很幼稚的,是文化排外的籍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早期工业文明的产物,如果说19世纪的西方值得学习,20世纪、21世纪的西方反而不值得学习,这岂不显得有点滑稽可笑?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比外国落后了。[4]只要承认“法理学”是科学,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敢于学习是强者的表现,是自强的必要条件,学习他人是人类获得知识的捷径。如果我国的法律早已西方化,法学学者都有个学习西方法律、法理的问题,那么,作为“一般理论”的法理学,就是首当其冲的。
开放除了上述空间维度以外,还有一个时间维度:向未来开放。法理学要能够说明、评价新的法律实践与思想,将新的实践与思想纳入法理学体系,并且如有必要,借以修改原有的概念体系及其理论。未来法理学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全球法律问题以及法律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法理学必须向这个大未来开放。
可开放性的第三个维度是事实维度——向事实开放。时间维度的开放当然包括了事实,这里的事实维度专指已然的事实:由于主客观原因而遗漏的已然的事实。对中国法理学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关注法人类学研究揭示的部落法事实、国际法学描述的国际法规则、超国家法规则、等等。
6．从主客体思维到主体际思维
中国的法理学可以称为主客体思维的法理学:它的基本方法是将人分为法律实践主体的人和法律实践客体的人两部分,其基本假设是法律是法律实践主体的人统治客体的人的工具,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构筑整个法律理论体系:法的起源是阶级统治的产物,法的本体是阶级意志,法的作用是阶级斗争、阶级统治甚至阶级镇压的工具,法的发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最后法律消亡于无阶级的社会。这个理论的谬误是十分明显的。且不说国家产生以前早有法律,即使在阶级产生以后的国家法时代,法律也主要不是解决阶级关系的工具,法律是调整人际——主要是个体际关系的产物,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人的组合体只有各种法律拟制的人:法人或某些非法人的人的组合体。法律实践领域的人格分离现象是法律的败坏。退一步讲,即使主客体思维对于描述压迫型的法是有用的,对于法治社会是构建应然的法律体系,它无论如何是不适用的。随着经济、政治、生态、文化、法律全球化运动的展开,主客体思维的非科学性及其弊端日渐明显。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里,主体际思维应当替代主客体思维而成为法理学的思维工具。[5]
7.从法学方法论到法律方法论
这里的法学方法论指法学研究的一般方法问题,在法理学教科书里一般分为一般方法原则和具体方法问题,通常讲些唯物辩证法、历史考察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分析方法、等等。这些实在不是法学的特殊研究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这些方法主要是对法律整体的认识方法,而不是“法律方法”,最多对法律方法存在指导意义或“方法论”意义,或仅对法学中的认识论成分有意义,或对建构合理规则体系的“经验”有意义。高扬这些方法本身与我们将法学定位为“规律学”有关。法学作为以“规则学”为主体的学问体系最终落脚点在于应然规则体系的预设,或是一种“事后的合理化”——对社会规范的理性建构,在于法律运作体系的组建以及法律运作的技术,这才是“法律方法”的核心。换句话说,法律方法的核心不是“认识的”,而是陈述的方法或规定的方法,套一句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实践理性”的方法。具体来说,就包括规则预设与合理化的方法、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之弥补的方法、法律推理方法、法律利益分析方法、法律适用的逻辑模式等等。[6]当然,对法律整体的认识方法也可涉及。不过,无论如何,“法律方法”应成为法理学的重要内容。
8．从一元法学到多元法学
学术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它应当永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如商品生产一样,它是多元竞争、相互诘难、优胜劣汰的过程。因此它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多元思想的共存。在学术上统一口径必然扼杀学术本身。文革中法理学遭受灭顶之灾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我党历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这个意思。可惜始终难以落实。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有了长足进步。法学,特别是法理学是建构应然规则体系的学问,它在两个层次上涉及价值评价。一是“何种行为是正当的”——对人的行为的评价,二是“何种规则是正当的”——对规则的评价。价值评价本身是在各种不同的评价中展开的,各种评价都应当接受同行的、社会的评价。否则就没有价值评价而只有独断。诚如劳伦斯所言,“理论建构、批评以及防卫是法学的主要工作”。[7]进入90年代中叶以来,各种不同思想的争鸣常见于报刊杂志,已有学者开始注意中国法理学的流派问题,这表明维辛斯基法理思想一花独放的局面正在结束。但是离“多元并存”还有较大距离。例如,许多批评带有明显的文革色彩——文革式的批评是反学术的,它不可能发展学术;有些批评带有过多的感情色彩而缺少理性思辨和“据实说来”的科学态度。而且总体上相互批评不足。最典型的是各类表扬稿式的“书评”,更不用说有些纯属人为“炒作”以及自己和自己商榷的滑稽戏。起码多元并存没有被作为学术发展的理想状态来接受。现在,法理学发展的社会环境是50年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倒是少数法理学、宪法学圈内人士缺乏学者必要的宽容精神,不珍惜大好时光,不爱惜自己的人格,打棍子、扣帽子的文章常见于某些刊物,着实令人扼腕。争鸣是学术进步的条件,但争鸣是“学术的”而不是不允许别人生存。在这里,启蒙大师的风范永远是我辈的榜样:当年伏尔泰对卢梭的“科学、艺术加剧人的不平等”的观念提出了尖刻的批评,但是后来当政府因言论驱逐卢梭的时候,伏尔泰却盛情地邀请卢梭到他的庄园避难,他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上述政治批评家的目的就在于把别人的嘴封起来,独断话语权。它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消灭学术。这可能是那些批评家们始料未及的。
大连市依法行政考核办法
大连市依法行政考核办法
2008年6月23日大连市人民政府令第97号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政府对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保税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统称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考核，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政府法制办）负责依法行政考核，具体工作由市政府法制办会同市政府办公厅、市人事局（市编委办）、市监察局、市审计局组织实施。
第四条 依法行政考核应当遵循公平、公开的原则，坚持群众路线，强化行政层级监督。
第二章 考核内容
第五条 转变职能情况
（一）依法界定和规范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完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
（二）按照法律、法规和市政府的规定设置机构。
（三）完善行政执法经费保障机制。完善集中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工作人员的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依据省级以上价格、财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并取得收费许可证。
（四）按照上级政府的规定减少行政许可项目，规范行政许可行为，改革行政许可方式。
（五）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得到妥善处理。
（六）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社会评议、年度报告、责任追究等制度，对依法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及时、准确公开。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对公众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依法予以答复。
第六条 行政决策情况
（一）建立并实行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对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采取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及其他有效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二）建立并实行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论证制度。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前，由政府法制机构或者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合法性审查。涉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讨论、采纳论证意见或者建议情况应当有详实记录，做出行政决策的文件应当合法有效。
（三）建立并实行重大决策集体决定制度。重大行政决策，由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或者部门、机构的行政领导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集体决定有完善的工作程序。行政首长对经集体讨论作出的行政决定承担主要责任。
（四）建立并实行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确定机构和人员，定期对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的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和反馈，及时发现并纠正决策存在问题。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公开有关行政决策的事项、依据和结果，并保证公众的查阅权利。
（五）建立并实行决策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谁决策，谁负责”原则，对违法决策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恶劣社会影响或者严重侵害公共利益的，依照有关行政过错、错案追究等制度，对有关行政首长和行政分管领导追究相应责任。
第七条 制度建设情况
（一）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规章、规范性文件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有关行政执法主体、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行政强制等方面的规定合法。
（二）改进立法工作方法，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三结合。制定规范性文件，实行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说明制度，由制定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规范性文件通过后，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布。
（三）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提出经济立法方面的政府规章项目，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四）建立和完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废止制度和定期清理制度，建立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期制度，对不适用或者已经失效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对规章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第八条 行政执法情况
（一）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健全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机制。
（二）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行政决定前，依法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依法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作出决定时，应当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重大事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告知和听证情况应当在行政执法案卷中有准确的记载。
（三）行政执法主体合法，其资格经依法审定并向社会公告。行政执法人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并持证上岗，有关资格考试、证件年检等信息上网公示。
（四）按照市政府公布保留的（国家垂直管理部门按国家公布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实施行政审批。重大行政许可决定按规定备案。加强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监管，完善管理程序，公开透明办理。
（五）规范行政自由载量权。建立并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先例制度、情况说明制度。行政处罚罚款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制度。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经集体讨论通过，并按规定备案。探索并推进细化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等工作。
（六）认真执行行政执法统计制度，按时报送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年度统计报表。
（七）建立并实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每年定期评查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或征用等案卷。行政执法的有关监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等材料应当立卷归档，立卷参照省颁标准，归档执行《大连市行政执法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
（八）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制定、调整并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文本，依法界定执法职责，科学设定执法岗位，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和执法程序。行政执法责任制电子文本向社会公示。建立并实行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错案责任追究制。行政执法工作绩效和奖惩情况纳入本行政机关年度绩效考核体系。
第九条 化解矛盾情况
（一）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建立健全相应制度，依法妥善解决矛盾纠纷。对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调处的民事纠纷，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公开、公平、公正、及时地予以处理。
（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积极支持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人民调解工作。
（三）建立完善投诉处理制度和信访制度，人民群众通过行政投诉和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对可以通过复议、诉讼法律程序解决的信访事项，引导信访人、举报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第十条 强化监督情况
（一）按照规定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依法备案规范性文件。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其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二）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实施的监督。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按规定组织出庭应诉、答辩。逐步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自觉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和裁定。
（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按照规定报送备案，对政府法制机构的备案审查意见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异议，依法及时研究处理。
（四）依法受理、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公正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履行参加行政复议活动的职责，服从并履行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复议决定。加强行政复议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行政复议人员的素质。完善行政复议工作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规定报送行政复议、应诉案件统计报表及行政复议案件备案材料。
（五）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制度，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及时、足额兑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应当获得的行政赔偿、行政补偿。
（六）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完善，上级行政机关建立健全经常性的层级监督制度，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
（七）自觉接受并履行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决定。
（八）认真调查、核实并及时依法处理群众举报的违法行为、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
第十一条 学法考核情况
（一）实行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制定并落实领导干部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专题法制讲座制度、集中培训制度，做到计划、内容、时间、人员、效果“五落实”。实行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查和测试制度。
（二）实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组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通用法律知识以及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专门法律知识的学习培训，做到有计划、有考核、有奖惩、有记录。
（三）强化对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知识的培训，完善培训、考核制度。定期组织培训，并将培训情况、学习成绩作为考核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第十二条 加强领导情况
（一）行政首长承担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按照建设法治政府标准的要求，统筹相关工作。落实市政府依法行政的阶段性部署和年度工作安排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推进工作创新，及时研究解决依法行政中的重大问题。
（二）区（市）县政府应当建立依法行政报告制度。每年年底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市政府书面报告推进依法行政的情况；市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在每年年底向市政府书面报告推进依法行政的情况。
（三）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法制机构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证、工作条件与其承担的职责相适应；充分发挥其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顾问作用。
第十三条 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本办法第五条至第十二条的规定，按年度制定全市依法行政工作要点，并于每年年初公布施行；考核工作开始前制定并公布年度考核的具体项目和评定标准。
第三章 考核方法
第十四条 依法行政考核周期为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十五条 依法行政考核采取行政机关自查自评与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考核相结合，日常检查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方法。
对市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的考核与市政府部门绩效考核同步进行，单独组织。
第十六条 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年度依法行政工作重点和考核目标，组织政府相关部门成立依法行政考核组，负责核查、评议被考核机关依法行政情况，提出考核意见。
第十七条 市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在每年接受市直机关目标责任制考核时，市政府派出机构、区（市）县政府于每年十二月初，应当对照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公布的考核项目和评定标准，对当年依法行政工作情况逐项进行自查自评，向考核组提出书面报告。
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工作，以日常监督考核为主，年底汇总有关单项考核情况。
第十八条 考核组根据书面报告情况和实际需要，安排核查评议，提出考核意见，报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作出考核结论。
第十九条 考核结论分为优秀、达标、不达标三个等次，采取计分制，以总分一百分为标准，分解确定各项分值。
考核赋分应当充分考虑新闻舆论监督、社会评议意见和所属单位依法行政情况。
第二十条 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考核情况予以通报。对优秀的，给予表彰；对不达标的，给予批评，并责令其提出书面整改意见，追究有关人员相应责任。
市政府工作部门、直属机构的依法行政工作，纳入市直机关目标责任制考核评价体系。
第二十一条 被考核的行政机关对考核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知道结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考核组提出书面申诉；考核组应当进行复查，复查结论经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通知申诉的行政机关。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按照有关规定纳入市政府依法行政考核范围的国家、省垂直领导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考核，依照本办法执行。
区（市）县政府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保税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大连花园口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对所属部门的依法行政考核，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998年11月2日公布的《大连市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办法》（大政办发 [1998] 124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