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转发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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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转发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的通知
民政部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转发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的通知
1995年8月24日，民政部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
成都市人民政府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态度鲜明，措施得力，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理顺了关系，解决了机构建设和人员配置问题，明确了基金管理措施。现将《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成府发〔1995〕43号）转发你们，供参考。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
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1992年以来，我市认真贯彻国务院〔1991〕33号和川委发〔1994〕18号文件精神，在11个区县、63个乡镇、941个村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已有49万农民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共收缴保险费1980多万元，其中5个区被评为“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先进单位”。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受到了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欢迎。
我市作为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积极稳妥地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1994年，我市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303元，已经具备了开展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基础。三年来的试点，也为建立这一制度摸索出了经验。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我市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步伐，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是国家“十年规划”、“八五”计划和我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保障农民老年基本生活；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的稳定和两个文明建设；巩固和发展农村改革的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1991年人口普查，我市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0％，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还在呈继续上升趋势。到下个世纪20年代，老年人口将占农村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已刻不容缓。因此，要充分认识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本世纪末在全市建立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二、统一政令，明确职责。国务院〔1991〕33号文件决定：“农村（含乡镇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由民政部负责”。川委发〔1994〕18号文件明确：“我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由民政厅及 各级民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这是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作出的重要决策，各级政府要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我市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由市、区（市）县民政部门负责。各级民政部门要结合实际，统筹规划，精心组织实施。过去其它部门已在农村开展的养老保险，可暂时维持现状，待条件成熟后逐步移交。
三、广泛宣传，深入发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靠，老有所乐，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标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性质、意义、作用和基本做法，尤其要向农民讲清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和好处，引导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自愿积极主动地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为全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四、建立健全各级管理机构。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管理复杂，要求严格。各区（市）县人民政府要设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委员会，实施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及基金的指导和监督。各级民政部门在机构改革中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机构，选派政治性强，善管理的人员负责此项工作。市主要强化行政职能；区（市）县设立具有行政、事业双重职能的事业经办机构；乡镇设立管理所，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村、乡镇企业设代办员，负责收取保费、支持养老金的工作。
五、积极筹集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筹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要坚持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原则，走政府引导、坚持自愿的路子。个人缴纳主要以最低投保线为标准，多投多保，多保多领。集体补助主要从乡村集体积累中支付，乡镇企业职工从乡镇企业利润中支付。集体补助的标准和具体办法由区（市）县人民政府确定。
六、管好用好养老保险基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由各区（市）县统一管理，基金专户，专帐储存，专款专用，任何单位、部门、个人不得转借、挪用、侵占。基金保值增殖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或购买国家债券获得高利率。基金需用于地方建设，由地方通过金融机构借贷，按期收回本息。保险基金不能参与风险项目投资。
农村社会保险基金存入银行时，银行在利率上应给予优惠。
投保人领取的养老金免缴个人收入调节税。
基金保值增殖和按规定提取的管理服务费及资金收付、运转、票据等不计征税费。
七、切实加强领导。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的稳定与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各区（市）县党委、政府要把这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目标管理，经常研究，经常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领导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健康发展。民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列入民政工作改革的重点，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实施方案，巩固现有成果，在扩大试点范围的基础上，按计划按步骤全面推开。各有关部门要从全局出发，积极支持，密切配合，为我市全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出贡献。
以上意见，请各地和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机动车商业险中的隐性不公平条款
作者：储涛 单位：湖北普明律师事务所
作为保险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保险合同或称保险条款由很多不公平的甚至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条款，直接损害了合同另一方的利益，极为不公平，这些不公平的条款由很多是显性的，如对诉讼费用的承担、指定修理厂等。但有些是隐性的，若不仔细分析，很难发现，本文着重对保险条款中的隐性不公平的条款做出简单的分析，希望以此能唤起公众的注意，推进保险条款的公平化。
问题一、保险合同中的代为追偿权风险的前移问题
保险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车辆损失保险条款》第25条： “保险人根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保险机动车负主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被保险机动车负主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被保险机动车负主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30%.” 第20条：“因第三方对被保险车辆的损害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的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方请求赔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必须协助保险人向第三方追偿。由于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方的请求赔偿的权利或过错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追偿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或相应扣减保险赔偿金”
问题的提出：根据上述两个条款的规定，如果甲的车与乙的车相撞（均买了商业险，保险金额均为10万），各自车辆损失10万，甲方主要责任，乙方次要责任。根据上述保险条款规定，保险公司应赔付甲、乙多少损失？按保险条款，赔偿甲赔偿金额为：10×70%（事故责任比例）×[1-10%（免赔率）]=6．3万元；赔偿乙的金额为：10×30%（事故责任比例）×[1-5%（免赔率）]=2．7万元.投保人明明购买了10万元的车损险，当车辆因交通事故损失10元时，保险公司仅仅赔付6.3万元和2.7万元呢，而且投保人若不协助追偿，保险公司可以拒赔，这公平吗？！而此时第三方对投保人享有抗辩权呀，他如何去协助？！
问题的根源：保险公司之所以只赔付2.7万，是因为10×30%（事故责任比例），是乙最终应承担的损失，还有10×30%=7万元是乙可以基于交通事故要求甲赔偿的，故保险公司这部分不是乙的损失。这看上去很公平，合情合理。然而我们忽视了保险法中的代位权。首先我们得确认一下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损失的金额是多少，很明确是10万元，对乙来说10×30%=7万元是乙的损失吗，当然是，有人说他可以向甲追偿呀，不应列入损失范围，但必须明确的是乙对甲所享有的仅仅是追偿权，追偿权是债权，仅仅是一种请求权利，而且债权能否得到实现，还是不确定的，若甲没有钱赔偿，乙能否追偿回来还得向上帝祈祷甲是个有钱的人，而且不是一个无赖！冤啊！按照保险公司的逻辑，事故责任越大，保险公司赔付的越多，事故责任越小，保险公司赔付的越少，投保人无责时，因全部由第三方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就不承担保险责任。同时按照保险公司的逻辑，即使投保人购买不计免赔特约保险，发生保险事故，无论造成多大的损失，无论投保人是否有责任，保险公司都不可能赔付到保险金额的数额，那保险金额是保险赔偿的最高限额还由什么意义呢！冤在哪里，远在保险公司在保险条款中把本是由其承担的风险转移到投保人身上，这就是对第三人的追偿权。即先由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基于投保人对第三方享有的债权，向第三方行使追偿权。公平的方式应当是保险公司按乙的车辆损失再乘以免赔率，即10万×[1-5%（免赔率）]=9.5万元，对于乙对甲享有的10×30%=7万的追偿权，因保险公司赔付而转移给保险公司。但是保险公司在计算自己的赔付责任前就把对第三方的追偿风险及成本转移到投保人身上。这是极不公平的条款，但若不仔细研究是很难被发现的。
问题二、混淆新车购置价和保险价值，榨取保险金额的不公平问题
保险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车辆损失保险条款》第27条：“保险人按下列方式计算赔偿金额：（一） 按投保时保险车辆的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的，保险车辆损失的赔款计算为：1、发生全部损失时，在保险金额内计算赔偿，保险金额高于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车辆实际价值的，按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计算赔偿：保险车辆损失赔款=（实际价值-残值）×事故责任比例。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金额后的价格确定。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合同签订地同类型新车的市场销售价格确定，无同类型新车市场销售价格的，由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2、发生部分损失时，按核定修理费用计算赔偿，但不得超过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保险车辆损失赔款=（核定修理费用-残值）×事故责任比例。 （二） 按投保时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或协商确定保险金额的，保险车辆损失的赔款计算为：1、发生全部损失时，保险金额高于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车辆实际价值的，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计算赔偿：保险车辆损失赔款=（实际价值-残值）×事故责任比例 。保险金额等于或低于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车辆实际价值的，按保险金额计算赔偿：保险车辆损失赔款=（保险金额-残值）×事故责任比例。2、发生部分损失时，按保险金额与投保时保险车辆同的新车购置坐的比例计算赔偿，但不得超过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保险车辆损失赔偿=（核定修理费用残值）×事故责任比例×保险金额/投保时保险车辆的新车购置价。
问题的提出：若你买了一两车使用三年后，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车损险，此时新车购置价为60万（包含税），而你的车使用了三年，按照保险条款对实际价值的计算方式可知，现在的实际价值为60×（1-0.6%×12×3）=48.24万，虽然根据第27条的规定，你可以选择按第一中方式，也可以选择第二种方式，但保险公司会要你按第一中方式投保，即按60万投保，而不是按48.24万投保，若60万对应的保险费是9000元，则48.24万元对应的保费是7236元，所缴纳的保险费也高了1764元。并且购买了不计免赔的特约条款。而车辆的价值只会下降而不会上升，因为科技在发达，成本在下降，新的产品不断的代替旧的产品，旧的不断在被淘汰等原因．所以你投保时车辆的实际价值就是车辆的最大价值，但你是按新车购置价投的，也就是说你超额投保，而超额投保，根据《保险法》第40条规定，超过部分的1176元不被法律保护，保险公司根本不会退还保险费，所以你在一开始就被保险公司榨取了1764元。若不按新车购置价投保，按实际价值投保，即足额投保。根据保险条款，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会按比例赔偿，即投保时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与保险金额的比例来赔付你的损失，比如损失是10万，残值（损坏零部件的价值）为1万，保险公司赔付的金额为：（10-１）×48.24÷60＝７.236万，而你的车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车辆由于在投保后继续使用，车辆的折旧在继续，所以车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的实际价值肯定小于投保时的实际价值即保险金额，按照保险法的规定，你本来在保险价值小于保险金额的情况下，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按实际价值赔付，即10-1=9万，但由于有了第27条的规定，你却只能得到7.236万，你心里舒坦吗？？！！
问题的根源：首先我们的了解一下保险金额、新车购置价、保险价值的概念及相互的关系。保险金额是保险赔偿的最高限额，是确定保险费的依据；新车购置价是指保险车辆的市场价格（含购置税），是计算保险价值的依据；保险价值是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是确定损失和是否超额投保的依据。可见三者的含义和作用完全不相同，保险公司之所以规定只有按新车购置价投保才能按实际损失赔偿（不考虑免赔率），是因为保险公司有意识的把新车购置价和保险价值混淆，从而榨取高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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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校中的法律伦理培养
郭兰英
摘要：文章提出高等院校法学教育应包括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法律技能训练和法律伦理教育，其中法律伦理教育是灵魂。我国高等法学教育陷入了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之中，法律伦理教育缺失，最终导致我国法治的伦理危机。作者进一步论证了我国法学教育中开展伦理教育的深远意义和路径选择。
关键词: 法学教育;法律伦理教育;路径
一、中国高等法学院校法律伦理教育之检讨
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在立法、行政执法、司法适用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立法中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执法中的国家本位和执法者个人恣意,众人所指的司法腐败。所有这些都严重背离了法律价值的最大化,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和终极关怀,法律成为游离于人之目的之外的治者工具,甚至连法之真——法律尊重客观规律和客观事实都无从谈起。法律本应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动摇,法律的尊严受到了挑战。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法律伦理的缺失问题,使法律面临伦理危机。
从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来看,应重视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问题在法学教育研究中也开始受到关注。大学应当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其中的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起两方面的重任:一是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二是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正如徐显明教授所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
遗憾的是，现在法学本科法学教育退化为“普法教育”，大学学习仅仅是进行了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有限的法律技能训练，而法律伦理教育是缺失的。我国高等法学教育陷入了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之中，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法律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的确应该受到我们法律教育者的关注。只有法律学问而缺少社会常识, 那是满腹不合时宜, 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即不能算是法律人才;有了法律学问, 社会常识, 而缺少了法律道德, 那就不免为腐化恶化的官僚政客, 并不能算做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俱备,然后可称为法律人才。”
二、 在法学院校开展法律伦理教育的意义
我们的法律教育依然是一种知识教育，而不是一种技术教育，我们的法律教育所倡导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样”，而不是倡导“如何使法律成为什么样的。”我们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没有运用法律知识来解剖案例的能力，我们的法律教育也许教给学生诸多的法律解释的概念，但却没有教给他们使用法律解释的技巧。因此在我国高等法学院校开展法律伦理教育是很迫切的。
（一）有助于培养我国法律共同体的形成
我国的法治秩序正在建构之中，同样需要一个专业化的法律家集团，一个有着共同法律话语、共同的法律知识、共同的法律信仰、共同的法律思维方式、共同的职业伦理特性和共同精神气质的自治的法律家共同体。法律职业是定分止争、守护社会正义的一项职业活动，因此它对从业者——法律家的伦理要求是高标准的。法律家担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他们理应成为高位等级伦理的践履者，这是由于他们的伦理状况关乎法律制度是否健康、关乎社会正义的目标能否实现之故。
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却恰恰忽视了对未来法律家的法律伦理教育，从课程的设置上看，绝大多数法学院校还未曾把法律伦理作为单独的一门课程来开设，而作为通识课的“大学生思想品德课”不能体现出社会对法律家高标准伦理要求的特点，法律伦理被看成是与专业课毫无关系的内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处于悬置状态，法学教育成为单方面的知识传授。实践已经证明，单方面的知识传授无论如何丰富，都不能说是成功的法学教育。
正如孙晓楼先生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作的规划中指出的，“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上的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所以，法学教育必须同时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型塑过程。通过法学教育，一方面培养未来法律家的职业崇高感，使他们深刻领悟法律职业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更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力量，为法律的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是每个法律学生应有的品格；另一方面培养未来法律家的历史使命感，使他们把法治作为一生的追求，为建构法治秩序做出应有的努力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有助于防治司法腐败，重塑司法权威。
司法是法治社会中极富实践性的环节,是连接法律和社会生活的桥梁,司法的结果和状况集中体现着法治的实践形态。如果没有高素质的法律职业群体,再好的法律和制度都不可能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不可能实现其公正的目标。史尚宽曾认为:“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弊,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犹为重要。”当前司法腐败现象的广为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现有法律职业群体的伦理素质的缺乏。司法现代化固然需要完善的法律,但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只要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不能正确对待法律和制度上的缺陷,就无法根本改变司法现状。
如果法律职业群体没有科学的司法价值观、强烈的职业使命感和持久的道德意志力,就难以保证其能始终如一地抵御社会压力和利益诱惑;如果法律职业群体一味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从而导致司法腐败,丧失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因此, 要解决司法腐败问题, 根本出路是设计合理的制度, 提高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使得法律工作者相信自己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分子,使得每个法律工作者都极度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和荣誉。
（三）为法治建设提供道德保障。
法治建设乃是良法体系的运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良法的创制具有逻辑开端的意义。而要确保所创制的法律为良法, 就必须以道德价值体系引领法之创制, 并且努力追求所创制的法律从形式到实质都具有合道德性，必须担负起为法治进程提供价值导向和设定伦理路径的时代使命。
法治蕴涵的“真”、“善”、“美”对于法律职业人而言, 无疑是法治国家中的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和道德底线, 但仅仅于此是绝对不够的。既然“法治实乃法律职业人之治”, 那么法律职业人必然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特殊性的职业道德素养。试想, 如果一个对蕴涵着人权、民主和普遍正义等道德价值的良法缺乏真正信仰的法学家, 能够不畏权贵而敢于拒斥“恶法”流弊么?一个没有深邃地体悟法治精神、原则的法官或检察官能够做到独立而公正地适用法律弘扬正义么? 一个没有对人的生命尊严与价值怀有真诚的敬畏而负责的道德信念的律师能够为“他者”的权益而勇于“铁肩担道义”吗?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法律职业人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法律职业伦理”是提升我国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 促使法学尽快走出“幼稚”的尴尬的应然取向。我国经过20余年的法学以及法制的重建与发展, 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 法学“幼稚”与“司法腐败”的现实表现, 使人不得不认真检讨这表象之外的因素———法律职业人包括道德品质在内的整体素质不高是其重要原因。处于经济高度增长社会生活剧变期的中国, 急迫地需要促进社会生活规范化的法治资源( 包括法学思想与法律制度) 的有效供给, 法学家、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等法律职业人自当承担起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于形形色色的“以权压法”、“以钱诱法”与“以情融法”引致司法活动失去公正性的法律职业人是不能以法制不健全而推卸责任的。事实上, 法律职业人普遍地欠缺法治国家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倒是直接因素。这远比学养不够及制度不完善更为关键。所以, 惟有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的整体性提升, 我国当前的法学和法治窘境才有改进的可能性。
“法律职业伦理”有助于矫正我国法律职业人自主化成长过程中, 在“技术理性”遮蔽下的“极端自利化”趋向。因此, 通过强化法学伦理素养而抑制职业技术专长的非道义化倾向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尤其是对正处于从人治的传统社会向法治的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而言, 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在社会道德全面重建中的紧迫性, 无论人们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三、我国高等院校开展伦理教育的路径选择
（一）必须立足传统的道德根基，传承民主主体价值
我们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 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吸取营养, 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重新
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 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他的优秀文化,自己民族的根扎得越深, 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强。这就是说, 当代中国高等院校开展法律伦理教育时, 要自觉地实现与作为传统中华文化主体的孔子和儒家思想相衔接、相结合。“ 修己” 、“ 内圣” 不仅是“ 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 , 即“ 道德风尚的倡导” 的核心, 而且也是“ 健全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 , 即“ 法治国家的民主” 制道德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当前我国“社会法律精英” 的大量腐败堕落现象, 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必须承认, “ 修己安人” “ 内圣外王” 的民族主体价值传统的丧失, 特别是这一传统在“ 社会精英” 阶层中的丧失, 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代开放、平等、多元社会的法律伦理结构应当包括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三个基本要素。其中, 得到普遍承认的底线伦理处于基础地位, 经过民主商谈达成的共同信念处于中心地位, 源远流长、开放常新的各种终极关怀则处于反思地位。正是它们之间的积极互动形成了当代社会的合理道德结构。底线伦理发展为明确论证国家、公民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规范论, 共同信念发展为深人探讨事关公共生活重大问题和复杂难题的应用伦理学, 以保障公民权利, 并要求其承担起相应的义务, 这两种要素更多地与“健全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制度道德性相联系。终极关怀则主要发展为倡导深刻、自觉的义务感的德性论, 促使公民把个体小生命融人整体的大生命之中, 它更多地与“ 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 公民德性相联系。这就是说, 在当代这种包括三维异质要素的道德结构中, 形成于“ 立足传统的道德根基” 和“ 传承民族的主体价值”基础上的道德观念, 主要是一种特殊的终极关怀, 即一种儒家式的, 倡导深刻、自觉的义务感的法律伦理。
（二）建立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良性互动, 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伦理化取向
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治国家建设经验看来, 一般都非常强调法律职业人的法学教育背景, 即受过大学法学院的正规教育。在“ 扬弃” 应试教育倡导素质教育的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 法学教育尤其是高等法学教育显然不能围绕侧重实务的司法考试的“ 指挥棒” 转, 但也不应否认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因此, 如何实现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有机结合, 以强化法律职业伦理培养, 是我国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律职业共同体道德素质培育的基本方向。譬如, 在合理设置法学教育课程强化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改进法学教育方法使其务“ 实” 而创新的同时, 应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 实现法律职业人“ 技能” 与“ 德性” 的同步发展。“应当在法律院校中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 使其掌握如何在将来的职业实践中保持职业操守与职业廉洁性” ,以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我国的司法腐败现象, “无不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把握好法律教的职业性特点, 忽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使得司法职业队伍缺乏法律职业教育的共同背景有着重要的关系。”
（三）创新教学方法，克服学院式教学模式的缺陷
学院式的法律教育以课堂讲授为主，以案例教学为辅的教学方法。 “大课讲授”是我国大学中最基本的授课形式。在我国,尽管学界对课堂授课法的垢病颇多,但它却是我们离不开的最基本教学方法。课堂授课法最利于向学生传授一套概念化、学科化、体系化的理论知识,它富有效率,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传授一个概念、一个体系，但是他忽视学生法律伦理的教育。在我国高等院校，课堂授课法的主导地位是很难改变改变。
在具体的教学方法应用上,可根据课程性质、内容和特点的不同以及教师个人素质能力的特点,采用课堂讨论式、辩论式等教学方法,重在提高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通过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实践性法律教学方法,在提高学生的伦理认知能力的同时,重在提高学生的
伦理行为能力。无疑,诊所法律教育对课堂授课法等传统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挑战,其实,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课堂授课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把关于法律的理性的知识灌输给学生,经过学生的理解、掌握、内化到学生的意识和思维中去。而诊所法律教育的功能在于培养学生作为法律人的理性,通过踏踏实实地处理完一个真正的案件,不单单是巩固了他们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其解决实际问题诸如事实调查、交流、辩护、谈判、诉讼等方面的能力,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正义感,这些东西在课堂上是没法学习和掌握的。
但是这种教育模式在我国要想扎根结果还面临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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