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要案线索备案、初查的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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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刑法部分法定刑的刑度设置及罪刑均衡和罚当其罪原则

作者：张振合


内容摘要：
在当今社会某些领域中，个别违法犯罪现象甚为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已严重的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刑法的威慑作用几乎荡然无存。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个别国家机关执法不力，纵容了犯罪行为的发生；二是违法犯罪者的违法成本太低，刑法部分法定刑的刑度过于轻微，严重背离了罪行均衡、罚当其罪的原则。重罪轻罚，使违法犯罪者付出的代价轻微，进而导致了某些领域违法犯罪的猖獗。本文就针对现行刑法个别法定刑的刑度设置以及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法定刑 刑度 罪行均衡 罚当其罪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减刑
引 言：
目前国家整体形势良好，整个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在这些繁荣的背后，我们却不能不痛心疾首地看到，在社会某些微观方面还存在着诸多极其不和谐的地方，并且日益严重，已成为社会的毒瘤，严重阻碍着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诸如：诚信危机，道德沦丧，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等等；又诸如：食品安全、制假售假、洋垃圾进口加工、环境污染、安全事故、贪污与侵吞国有资产、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等等。这些问题渐有愈演愈烈之势，已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团结，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这些问题在某些地方存在往往有数年之久，当地政府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幌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猫鼠同床。个别国家机关执法不力，纵容了犯罪行为的发生，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现行刑法法定刑的刑度过于轻微，违背了罪刑均衡、罚当其罪的原则，违背了制刑的份量应以遏制犯罪为必要，刑罚的严厉程度应与预防犯罪的需要相适应的原则。
重罪轻罚，使犯罪人的犯罪成本、违法代价轻微，刑罚的威慑力大打折扣，几成无效之刑，进而导致了犯罪的猖獗。人皆有惰性，都有侥幸的心理，缺乏约束和约束力太弱，都将无法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以上提及的各类犯罪行为频频发生，且愈演愈烈，已充分的显示了刑法相关法定刑设置的失败。
一、罪刑均衡原则的含义
刑法是惩罚犯罪，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的一类法律，是法律责任最为严厉的一类法律。刑法在干涉社会生活时，处于其他法律调整之后，其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是最为严厉的，弥补了其他法律的调整不足或不能。这种严厉性是因为刑法通过宣布某种行为为犯罪，从而给予该行为以否定评价、给予犯罪人以刑罚制裁。其结果可能是剥夺罪犯的财产、剥夺或限制其自由，甚至是剥夺其生命，其惩罚的严厉程度是其它法律所无法比拟的。所谓法定刑，亦称处罚标准或量刑幅度，一般是指刑罚分则和其它刑事法律中的分则性规范对各种具体犯罪所规定的刑种和刑度，它的功能在于明确对具体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法定刑首先反映出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和对犯罪人的谴责态度。犯罪是刑法禁止的行为，刑法是通过法定的刑种与刑度来禁止犯罪行为的。犯罪还反映出国家对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评价。因为具体犯罪法定刑的确定，是以通常情况下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可能达到的最高和最低程度为依据的。因此，刑法中国家对具体犯罪设置的法定刑，实际上从刑事立法上实践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由于法定刑是立法者对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科学认识的结果，所以它又是我们衡量罪行轻重的根据。
罪刑均衡原则，又称作罪刑相当原则或罪刑适应原则，是指对犯罪人所判处的刑罚要与其所犯罪行的轻重相适应，即重罪重判，轻罪轻判，做到罚当其罪。这一原则提示了犯罪与刑罚的相互关系，体现了刑法公正的精神，解决了刑罚分配的公正性。其基本内容包括：（1）有罪必罚，无罪不罚；（2）轻罪轻罚，重罪重罚；（3）一罪一罚，数罚并罚；（4）同罪同罚，罪刑相当。“所谓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是刑罚与罪质、犯罪情节、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所谓的人身危险性，是指犯罪人具有的不直接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却可以表明他对社会的潜在威胁程度及其消长的本身情况，包括罪前和罪后的情况.” ① 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看出，其源于公平正义的观念，公平正义观念是罪责刑相适应的重要思想基础。
我国刑法典第5条明文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也就是：“犯多大得罪，就应当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该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在分析罪重罪轻和刑事责任大小时，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而且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把握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综合体显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程度，使用相应轻重的刑罚。” ②而一般认为，罪刑相适应，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犯罪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③
刑罚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刑罚的裁量也必须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与罪行及刑事责任不相适应的刑罚，或者不足惩戒犯罪、威慑犯罪人；或者使犯罪人产生对立与不服情绪，进而不利于预防其再次犯罪；或者使被害人和社会公众认为刑罚有违公平正义，进而无法安抚被害人，同时也不利于警示其他人勿实施犯罪。所以刑罚要有适度性，“即刑需相适应，刑罚的严厉程度要与预防犯罪的需要相适应。按需配刑，按预防犯罪对刑罚份量需要的大小来配刑。预防犯罪需要什么样的刑罚，便分配什么样的刑罚，预防犯罪需要多重的刑罚，便分配多重的刑罚。刑罚的份量以遏制犯罪为必要，也以足以遏制犯罪为限度。所分配的刑罚过轻，不能满足预防犯罪的需要，刑罚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以致成为无效之刑；所分配的刑罚过重，超出预防犯罪的需要，造成浪费之刑，使刑罚不具有节俭性，这都是不正当之刑。因此，按需配刑，也就是刑罚的严厉性要与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的需要相适应。基于此，根据刑罚的适度性配刑，即按需配刑的基准是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的需要的大小，而评定一般预防和个别

① 张明楷 刑法学（上）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42-44，51-53页.
② 高铭暄主编 刑法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6页
③ 王汉斌1997年3月6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修订草案）的说明》。
预防需要的大小，则是按需配刑的前提。” ④ 从前述分析来看，我国刑法中有些条款如制造销售伪劣商品罪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法定刑的设置显然违背这一科学的配刑原则。实践证明，现实中大量贪污现象以及严重的食品安全等问题的频繁出现，已经充分说明了刑法关于这方面法定刑设置的失败，当然这其中还有其它的原因。
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是通过制刑、量刑、行刑等实现的，所以制刑是关键，是量刑的前提，刑法必须规定科学、合理的法定刑，才能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历史经验证明，刑罚过重或者过轻，都是不公平的，都是有害的，都会对实践产生极为恶劣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腐败案件的上升。⑤当前残酷的犯罪事实已充分证明，现行刑法个别法定刑的设置，已严重违背了刑罚严厉程度要与预防犯罪的需要相适应，即按需配刑的原则，制刑轻微，刑度失调，致使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无法很好地实现，刑罚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作用亦无法很好地发挥。边沁有句名言，“一个不足的刑罚比严厉的刑罚更坏。因为一个不足的刑罚是一个应被彻底抛弃的恶，从中不能得到任何好结果。对公众如此，因为这样的刑罚似乎意味着他们喜欢罪行；对罪犯如此，因为刑罚未使其变得更好。” ⑥
下面我将从法定刑刑度的设置和刑罚执行中的减刑制度两个方面对刑法设置的问题进行一下剖析。
二、刑法中部分法定刑刑度的设置有违罪刑均衡原则的规定
（一）、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刑度设置的问题
刑法第140至147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相关罪状及法定刑，其刑罚的设置有显轻微，罪责刑脱节。如第140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

④ 邱兴隆 刑罚理性导论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47，253-254页.
⑤ 最高人民检察院文件资料：1993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56491件，其中，贪污贿赂案30877件，贪污贿赂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13148件，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955件，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77件，100万元以上的57件。1994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中，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1265件，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106件，100万元以上的77件。从近些年查处的贪污案件来看，犯罪人不但级别高，如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成克杰，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等等，而且涉案金额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⑥ 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68-69.
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中附加刑的规定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现实中此类犯罪销售金额的确认十分困难，难于认定。因为这些违法者多为个体手工业或是家庭作坊，更可能是地下工厂，其根本没有任何的帐务资料，销售金额根本无从考证，这就为现实中定罪量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二是有关附加刑的规定太过轻微了，这与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其巨大的违法收益相比，太过轻微了，显然不足以惩戒犯罪，也背离了刑罚的份量以遏制犯罪为必要的原则。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到了一个十分严峻的地步，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食品是安全的了，这不能不说是刑法相关方面法定刑设置的失败。根据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曝光的问题食品以及前一段时间香港出现的红心蛋、多宝鱼问题，可以说问题之多触目惊心，如：面粉、馒头增白剂过量；白酒用工业酒精勾兑；陈化米翻新以及制作粉条、粉皮用吊白块、颜料；金华火腿制作用敌敌畏；鱼翅、开心果用工业用双氧水浸泡；酱油用头发水勾兑；面条用过氧化苯甲酰、增白剂、明矾、福尔马林加工；水发牛肚、鱿鱼用福尔马林、火碱、甲醛溶液浸泡；一次性口杯、方便袋各种医用垃圾、垃圾塑料；情人梅、相思梅用保险粉、硫磺、糖精、黄金粉、甜蜜素加工；一次性湿巾用医用垃圾、破布经双氧水浸泡后织成；食醋用工业冰醋勾兑；蔬菜保鲜用氯化锌、硫酸铜、吊白块、苯甲酸钠、山梨酸钾、防腐剂、漂白剂；等等。其中很多添加物都是对人体极度有害的，会致癌甚至会致命，如氯化锌、硫酸铜、吊白块、苯甲酸钠、过氧化苯甲酰、增白剂、明矾、福尔马林等。只是危害结果没有那么快显现，对一个体而言一次的危害比较轻微而已，所以极易被人所轻视。但它所针对的面却是相当广泛的，危害的是社会公众的健康，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同时违法者的违法利益十分巨大，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发展到现在的状况绝非偶然，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长期以来为何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呢？部分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失职自是不待言的，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失职、渎职、不作为，甚至沆瀣一气。除此之外，刑法制刑轻微、罪责刑不匹配也是一个原因。政府部门执法不力，刑罚的配置与罪质、犯罪情节、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不相适应，几个方面加在一起导致了今天的这个局面。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隐瞒境外存款罪刑度设置的问题
刑法第39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从刑法的上述规定来看，犯以上两罪不管数额如何巨大，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最高也只有五年或者两年的刑罚。这的确给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的人提供了绝佳的可以减轻处罚的可乘之机。他们只要做的隐蔽些，销毁所有的相关证据，然后死不交待财产的来源，或者将资产转移至境外，拒不上报境外存款的数额，就可以侥幸的逃过打击，或者至少减轻了制裁。这显然成了那些贪污者的救命稻草，贪污几千万甚至上亿元资产，一旦事发，便一律不说明来源，拒不承认贪污受贿，只要检察机关找不到相关证据，那么便可轻而易举的逃过贪污贿赂罪的追究，最终只能按来源不明或隐瞒境外存款定罪量刑，充其量来源不明判五年，隐瞒境外存款判两年。打击力度已大大减轻，对犯罪的威慑也大大降低了。如此刑度俨然已起不到任何预防犯罪的作用了，刑罚设置实属失败，无怪乎当今社会贪污受贿犯罪愈演愈烈。
试想一下，凡是拥有巨额财产的只要不能说明有合法的来源，不能证明是其正常的合法收入，那么便可以说明其来源为非法。也就是说只要不能证明是合法的，便可以推定它是非法的，否则一个正常靠工薪生活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巨额的财产呢？所以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既然不能说明来源，便可认定为非法，既然可以认定为非法，那么便可以以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等罪论罪处罚。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对此的制刑却极其轻微，致使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太低太低，相对于其非法获得的巨额财产而言，简直是微乎其微，虽然财产也可能会被没收，但人都有侥幸心理，心存侥幸不被发现，况且即使被抓，罚亦不重，刑罚的威慑力已荡然无存。如此轻度配刑，重罪轻罚，已严重背离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已严重背离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违背了刑罚的严厉程度应与预防犯罪的需要相适应，以遏制犯罪为必要的原则，刑罚已成无效之刑。当前部分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的犯罪猖獗，已彻头彻尾地说明刑法相关法定刑配置上的失败。
（三）、破坏环境犯罪法定刑刑度设置的问题
刑法第338条至346条规定了环境犯罪的相关条款，而从现实情况看，环境犯罪有关法定刑的设置显然与此类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以及这类犯罪所应受到的惩罚不相适应。例如：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依据该条规定，发生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充其量也只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罪重而刑轻，罪刑责不符已显而易见。这些年来环境问题频发，造成的损害规模也日益巨大，已明显说明了刑法配置的相关法定刑的失败，其已严重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刑需相适应的配刑原则。
环境问题目前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问题，环境的日益恶劣已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对人类生命健康的损害不可估量。目前各种环境污染破坏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绝不亚于其他严重犯罪对公共安全的危害，其所涉及的其实也是社会公共的安全，危害的也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此外，除对人身健康的伤害之外，其对地球其它生物及资源的损害也十分严重，甚至不可逆转，危及子孙后代，影响深远。唯一不同的就是这种犯罪行为的危害结果不是立即显现的，或者说危害后果的严重性不是立即凸显的，需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人员伤亡，而仅处3年以下的刑罚，则大大违背了罪刑均衡、罚当其罪的原则，刑罚的威慑力将大打折扣。虽然法条也有规定罚金，但对数额却未作任何规定，这给现实中定罪量刑带来了很大的自由度，同时也违背了反对不确定刑的原则。依据刑需相适应的原则，刑罚的份量应以遏制犯罪、预防犯罪为必要，如果设刑太轻，则防范犯罪便会成为空谈。
四、渎职罪刑度设置的问题
刑法第397??419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刑罚，但现实中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滥权、不作为的现象却日趋严重，日呈上升之势，这显然与刑法规定的法定刑过于轻微有直接的关系。刑罚本身的目的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而现实是犯罪数量不减反增，这不能不说是刑法设置的失败。现行刑法规定：造成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7年有期徒刑。造成巨大损失、人员伤亡，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的刑度很明显已严重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罪重而刑轻。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滥权、不作为不但会有巨大的直接损失，而且对社会秩序也将造成严重的破坏，并将极大地伤害社会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信任。针对如此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渎职犯罪理应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刑罚的严厉程度必须与预防犯罪的需要相适应，即按需配刑，如果分配的刑罚过轻，不能满足预防犯罪的需要，那么刑罚的功能将无法充分发挥，这将有违社会的公平正义。
（五）、非法组织卖血、非法行医、医疗事故罪刑度设置的问题
刑法333、335、336分别规定了非法组织卖血罪、强迫卖血罪以及医疗事故罪和非法行医罪，我认为这几类犯罪法定刑刑度的设置相对偏低了。按照此规定，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最高刑也只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很显然这样的规定有违罪行均衡、罚当其罪的原则，有违公平正义。刑罚应与罪质、犯罪情节、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罪重刑轻，将不足以惩戒和预防犯罪。
以上这几种犯罪侵害的对象都是人的生命与健康，人的生命权、生存权是作为人第一首要的权利，任何人无权非法剥夺。如在非法行医和非法组织卖血罪中那些非法行医者和非法组织卖血的人，根本就无视人的生命，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视人的生命和健康如儿戏，肆意践踏。河南、安徽一带的有些农村艾滋病肆虐，生灵涂炭，都是起因于那些地下非法卖血组织，是他们让这种病魔迅速传播的，让无数的人生命走向了尽头。那些组织者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杀人犯，他们危害的是社会的公共安全。然而依据现行刑法，他们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再如，在医疗事故罪中，医务人员的责任心直接关系到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由于他们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给病人带来的可能是终生的伤害，一生不可挽回的损害，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极其巨大的，而现行刑法的设刑却相对较低，背离了根据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的需要配刑的原则，这不能不说是对公平正义的践踏。
（六）、重大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法定刑刑度设置的问题
刑法第134、135条规定了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通过以上的刑法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工厂、矿山等企业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它严重后果的，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也只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责刑严重脱节，罪重刑轻，显然已违背了刑罚的严厉性与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的需要相适应的科学的配刑原则。这恐怕也是导致现在矿难频发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刑罚轻微，相对于违法者成百万上千万元的收益而言恐怕是有些太微不足道了。故而现行的刑罚规定极大的助长了那些违法者无视法律，肆意践踏法律的气焰和无所畏惧的心态，刑罚的巨大威慑已无从谈起。每一次的事故都有成百上千的生命被践踏，而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杀人凶手在现行刑法下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是不公平的，也是违背宪法的，刑罚显然已成为无效之刑。
（七）、刑法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有违罪刑均衡原则
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工作办法（试行）

1987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其《补充规定》，结合劳教检察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职权任务和工作原则
第一条 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的职权是：
（一）对于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二）直接受理立案侦查劳动教养工作干警和担负护卫的人民武装警察（以下简称护卫武警）在劳动教养场所内发生的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犯罪案件；
（三）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劳动教养人员和留场（厂）就业人员的犯罪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批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四）对于劳教检察管辖的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检察劳动教养机关执行有关法律和劳动教养工作方针、政策的情况，保障法律、政策的正确实施，检察劳动教养人员接受改造的情况，打击劳动教养人员的犯罪活动；正确处理劳动教养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控告，保障劳动教养人员的合法权益；通过检察活动对劳动教养人员进行认罪认错和遵纪守法教育。以促进文明管理，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进行劳教检察，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独立行使检察权。在刑事诉讼中，贯彻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劳教检察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注重效果。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一节 对劳动教养决定执行情况的监督
第四条 检察劳动教养管理所（院）收容劳动教养人员有无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劳动教养通知书》。
第五条 检察劳动教养人员中是否有依法不应当收容的精神病人，呆傻、盲、聋、哑人，严重病患者，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和不满16周岁的人。
第六条 发现不够劳动教养条件的，建议原审批机关复核纠正；发现罪应判处刑罚的，建议原审批机关按刑事案件管辖范围移送当地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条 检察劳动教养人员所外就医是否符合规定；所外就医条件已消失是否及时收回。
第八条 检察对劳动教养人员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提前解除劳动教养是否符合规定，劳动教养期满后是否按期解除劳教。
第九条 检察注销、恢复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和劳动教养人员劳动教养期满留场就业是否符合规定；检察留场就业人员的政治、经济待遇是否符合规定。
第二节 对劳动教养机关管理教育活动的监督
第十条 检察劳动教养机关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教育活动，是否符合国家法律和“教育、感化、挽救”的劳动教养工作方针及有关政策，劳动教养人员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
第十一条 检察对劳动教养人员实施禁闭、使用械具是否符合规定，审批手续是否完备。
第十二条 检察劳动教养工作干警、护卫武警有无对劳动教养人员打骂、体罚虐待、侮辱人格、刑讯逼供的行为；有无对劳动教养人员及其家属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的行为；有无徇私舞弊、私放劳动教养人员及贪污、克扣劳动教养人员口粮、财物的行为。
第十三条 检察劳动教养工作干警有无使用劳动教养人员代行干警职权或纵容、唆使劳动教养人员为非作歹、称王称霸的情况。
第十四条 检察劳动教养工作干警对劳动教养人员的通信、控告、申诉等信件有无拆检和扣压的行为。
第十五条 检察对劳动教养人员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技术教育的时间有无保证。
第十六条 检察劳动教养人员的劳动时间、生产安全设施是否符合规定，劳动教养人员是否按规定享受应有的劳保待遇。
第十七条 检察劳动教养人员应有的生活待遇是否得到保障，伙食标准、宿舍条件是否符合规定，伤病能否得到及时治疗。
第十八条 检察劳动教养场所的安全防范措施是否严密，有无隐患和漏洞，以防止劳动教养人员逃跑、行凶、自杀等事故发生。
第十九条 检察劳动教养人员非正常死亡是否由法医做出鉴定，是否及时通知其家属和原工作单位，并会同主管单位查明原因，妥善处理。
第二十条 检察劳动教养机关对劳动教养人员逃跑、行凶、聚众闹事等危害管教秩序和社会治安的行为，是否及时依法处理。
第三节 案件的处理
狒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受理下列刑事案件：
（一）劳动教养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的犯罪案件；
（二）发现劳动教养人员在决定劳动教养时所没有发现的罪行，需要处以刑罚的案件；
（三）留场就业人员在劳动教养场所内的犯罪案件；
（四）直接受理侦查劳动教养工作干警和护卫武警在劳动教养场所内发生的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犯罪案件；
（五）上级检察院和本院检察长交办的案件。
第二十二条 劳动教养人员逃跑后犯罪、所外就医期间犯罪，以及发现决定劳动教养时所没有发现的罪行，需要处以刑罚的案件，如果其罪行是在劳动教养场所发现的，由担负该劳动教养管理场所检察任务的人民检察院受理；如果其罪行是在犯罪地发现的，由犯罪地的人民检察院受理。
第二十三条 劳教检察工作中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和对侦查活动、审判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参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的规定办理。办理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参照《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法纪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试行）》的规定。
第四节 对申诉和控告的处理
第二十四条 受理劳动教养人员及其家属向人民检察提出的下列申诉和控告：
（一）不服劳动教养决定向原审批机关申诉被驳回又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检察院认为有错误可能的；
（二）对劳动教养工作干警、护卫武警的违法犯罪行为提出的控告；
（三）上级检察院和本院检察长交办的。
第二十五条 受理不服劳动教养决定的申诉，经复查确属错误劳动教养的，提请原审批机关予以纠正，如果原审批机关不予纠正，应当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上一级检察院认为提出的纠正意见正确，应当向同级主管部门提出纠正；属申诉无理的，予以驳回，并配合劳动教养机关教育其服从劳动教养决定，接受教育改造。
第二十六条 受理劳动教养人员及其家属对劳动教养工作干警、护卫武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检举和控告，凡构成犯罪，属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应当依法立案侦查；属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转公安机关办理。不构成犯罪的，转其主管部门处理。对控告不实的，可分别情况予以处理，其中对诬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 工作制度和方法
第二十七条 劳教检察工作应当采取经常检察和重点检察相结合的方法。做到对重大问题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第二十八条 劳教检察，可以听取劳动教养机关的情况介绍，调阅有关文件和档案材料，列席劳动教养机关的有关会议，召开干警、劳动教养人员座谈会、调查会，个别谈话，察看劳动教养人员的生产、生活、学习场所等。
第二十九条 对检察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当查明事实和原因，向劳动教养机关提出纠正。
对于一般违法行为，可以口头提出纠正意见，对于严重违法行为，应当发送纠正违法通知书，并要求告知处理结果，对拒不纠正的，报告上一级检察，上一级检察院认为提出的纠正意见正确，应当向同级主管部门提出纠正。
对于劳动教养机关工作中需要改进的问题，可以提出检察建议。
第三十条 监所检察部门应当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管理所（院）、公安机关等部门建立联系制度，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及时研究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第三十一条 直接受理的劳动教养工作干警、护卫武警犯罪案件，在立案侦查前可以同有关的劳动教养机关或武警部队联合进行调查；办理劳动教养人员其家属的申诉和控告案件，可以自行查办，也可以会同有关部门联合进行调查。
第三十二条 在劳教检察工作中，对劳动教养场所实行文明管理、提高改造质量的先进经验，可以协助有关部门进行总结推广。
第三十三条 对劳动教养所发生的重大情况，要配合有关部门迅速处理并及时报告上一级检察院，下列情况呈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一）行凶杀人、放火、投毒、聚众闹事、集体逃跑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发生重大疫情、重大伤亡事故；
（三）打死、打残，非法击毙、击伤劳动教养人员；
（四）重大经济犯罪案件。

第四章 机构设置
第三十四条 担负劳教检察工作任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监所检察处，科内配备相应数量的干部负责此项工作。
第三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在大型劳动教养场所或劳动教养场所比较集中的地方，建立派出检察院，担负劳教检察工作。
派出检察院依法行使县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由领导它的人民检察院的监所检察部门进行业务指导。
第三十六条 不够设立派出人民检察院条件的，由担负劳教检察任务的人民检察院派出驻场（厂）检察组。派出检察组由派出它的人民检察院领导，由监所检察部门进行业务指导。